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会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文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作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请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之举以及做出独剑漂游四方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究竟应该如知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河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做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板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他对“大文化”高超的驾驭能力。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知。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

英雄本是一种理想人物。一群人或一个人所崇拜的英雄，其实就是他们的或他的人生理想的结 晶，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有他的特殊的人生理想，很显然的，也就有他的特殊英雄。哲学家的英雄是孔子和苏格拉底，宗教家的英雄是释逆和耶稣，侵略者的英雄是拿破仑，而资本家的英雄则为煤油大王和钢铁大王，行行出状元，就是行行有英雄。人们所崇拜的英雄尽管不同，而崇拜的心理 则无二致。每个英雄必有确足令人钦佩之点，经得起理智衡量，英雄尽管有不足崇拜处，可是我们 既然崇拜，就只看见他的长处，看不見他的短处。"爱而知其恶”就不是崇拜，崇拜是无限制的敬 慕，有时甚至失去理性。在崇拜的心理中，情感的成分远过于理智的成分，英雄崇拜的缺点在此， 因为它免不掉几分盲目的迷信。但是优点也在此，因为它是敬贤向上的表现。敬贤向上是人类心灵 中最宝贲的一点光焰，个人能上进，社会能改良，文化能进展，都全靠有它的烛照，常提醒我们人 性尊严的意识，将我们提升到高贵境界。崇拜英雄，就是崇拜他所持有的道德价值。世间只有几种 人不能崇拜英雄：一是愚眛者，根本不能辨别好坏; 一是骄矜妒忌者，自私的野心蒙蔽了一切，不愿看旁人比自己高一层；一是所谓“犬儒”，轻世托物，视一切无足道；最后就是丧尽天良者，毫无人性，自然也就没有人性中最高贵的虔敬心。这几种人以外，任何人都多少可以崇幷英雄，一个 人能索拜英雄，他多少还有上进的希望，因为他还有道德方面的价值意识。

在实际上，英雄崇拜有深有浅，不一定都达到极境。但无论深浅，它的影响都大体是好的。社 会的形成与维系都不外借宗教政治教育学术几种“文化"的势力。一个政治团体里有领袖能号召， 能得人心悦诚股，政治没有不修明的。至于教育学术也都需要有人开风气之先。设想没有孔墨庄老 几个哲人，中国学术思想还留在怎样一个地位！没有柏拉困、亚理斯多德、笛卡尔、康德几个哲人， 西方学术思想还留在怎样一个地位！如此等类问題是颇耐人寻思的。俗话有一句说得有趣：“山中无老虎，猴子称葙王。”阮步兵登广武发“时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之叹。一个国家民族到了“猴 子称霸王”或是“竖子成名”的时候，他的文化水准也就可想而见了。

学习就是模仿，人是最善于学习的动物，模仿必有模型，模型的美丑注定模仿品的好丑，英雄 是做人的好模型。所以从教育观点看，我们主张维持一般人所认为过时的英雄崇拜。尤其在青年时 代，意象的力量大于概念，与其向他们说仁义道德，不如指点几个有血有肉的具有仁义道德的人给 他们看。教育重人格感化,必须是一个具体的人格才真正有感化力。

（节选自朱光潜《谈英雄崇拜》）

案头清供

张中行

①名为书生的，室内都要有个书桌，也有人称为书案。如果略去多占地方这个缺点，书案以宽大为好，语云，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之义也。书案宽大，面上可以放各种用物，写写画画，以及钻研经典、攻乎异端等等；其下还有抽屉多个，不宜于摆在面上的，可以韫椟而藏。藏了，以不说为是；单说面上的，放什么，如何放，似乎也有学问，至少是习惯。记得多年以前，大学同学卢君以懒散著名，书案上的东西一贯是多而杂。有一次，我在场，他想吸烟，找烟斗和烟包，到堆满半尺高杂物的书案面上摸，费半天力，以为摸到烟包了，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袜子。这是放物多的一个极端。还有放物少的极端，是已作古的友人曹君，书案面上一贯是空空如也，他说图看着清爽。我是中间派，实用和看着兼顾。都放了什么呢？写小文不同于填登记簿，决定躲开那些估计不能引人入胜的，只说我认为值得说说的一些。名为清供，清的意义是没花钱，供的意义是我很喜欢，甚至想套用乾隆年间陈坤维女士的一句诗——珍重寒斋(原为“闺”)伴我时。

②清供三件，先说第一件，是个黄色的大老玉米。这是北京通用的称呼，其他地方，如东北称为包谷，我们京东称为棒子，正名或是玉蜀黍吧。名者，实之宾也，关系不大，还是说。是去年秋天，老伴接受她的表妹之约，到容城县乡下去住几天。我，依义要陪着前往，依情也愿意前往，于是只是半天就到了鸡犬之声相闻的乡下。坐吃，游观，都是例行之事，可按下不表；只说我最感兴趣的，是年成好，所养驴、鹅、鸭、鸡、鸽等都肥壮，我可短时期偿与鸟兽同群的夙愿。人，古今一样，虽是逝者如斯夫，却愿意留些驻景。古人办法少，即如李杜，也不过写几首诗。今人同样可以写诗，只是因为不会或愿意更真切，一般是用照相法，个别的用录像法。我用照相法，请驴来，我紧贴在它身旁，照，成功。请鹅来，它摇头扭身，坚决不干，只好说声遗憾，作罢。活物不成，只好降级，院里黄色老玉米堆成小丘，坐在顶上也可以洋洋然，于是照一张，胜利结束。几天很快过去，离开之前，又想到老玉米，于是挑一个大而直且完整的，带回来。这东西在乡下不算什么，进我的斗室就成为稀罕物，常言道，物以稀为贵，所以它就有权高踞案头。

③清供的第二件是个鲜红色椭圆而坚硬的瓜，我们家乡名为看瓜，顾名思义，是只供看而不能吃。也要说说。是今年中秋，承有车阶级某君的好意，我到已无城的番河县城去过中秋节。吃各种土产，寻开天旧迹，赏月以证“月是故乡明”等等，都是题外话，可不谈。只说这个看瓜，是一位有盛情的杜君请我到他家吃自做的京东肉饼，在他的窗台上看见的。他说是自己院内结的，大大小小十几个，如果喜欢，可以随便拿。窗台上晒着一排六七个，我选了个中等大的，也总可以压满手掌了。返京的车上，还有家乡产的月饼等等，我把这看瓜放在最上位，因为有老玉米的成例，它是清供，下车之后理应高踞案头的。

④清供的第三件是个葫芦，不是常见的两节、上小下大的，是两节、上下一样粗的，据说这是专为制养蝈蝈的葫芦而种的，比较少见。也由说起，这回是由远在异县移到近在眼前。是同一单位的张君在单位院内种的，夏天我看见过，没注意。秋天，霜降以后，一次我从他的门前过，看见北墙高处挂着一排葫芦，也许因为少见，觉得很好看。我也未能免爱就想得到之俗，敲敲门走进屋。他热情招待，指点看他的鸟笼和鸟、已经制好的蝈蝈葫芦。我问他今年结了多少，有不成形的，可否送我一个，摆着。不想他竟这样慷慨，未加思索就说：“摆就得要好的，我给您找一个。”说着就上墙，摘个最大最匀称的给了我。我拿回屋，放在案头，使它与老玉米和看瓜鼎足而三。

⑤鼎足而三了，我当然会常看。是不是也常想，或曾想，这有什么意思？如果追得太深，也许竟是没有意思。所以为了不至落得没有意思，最好还是不追得太深。或者哲理与常情分而治之：坐蒲团时思索哲理，起身走出禅堂或讲堂时还是依常情行事。我是常人，因而也就如其他常人一样，有想望，也有寂寞。怎么处理呢？其中一种可行的是如清代词人项莲生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其实，这意思还可以说得积极一些，即如我这些案头清供，有时面对它，映入目中，我就会想到乡里，想到秋天，而也常常，我的思路和情丝就会忽然一跳，无理由地感到，我们的周围确是不少温暖，所以人生终归是值得珍重的。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