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牧民》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其中，“四维”指的是礼、义、廉、耻。“四维”是国家运行的重要支柱，礼绝则国倾，义绝则国危，廉绝则国覆，耻绝则国灭。国家顺应礼制法度才能使父母兄弟妻子各得其所，才能使社会关系稳固。抛弃礼，社会发展将失去平衡。

近些年来，社交礼仪、家礼、开笔礼、婚礼等越来越受重视，尤其是婚礼，中西合璧，花样繁多。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一部现行的官修礼仪文本如《汉仪》《大唐开元礼》般让人们参考或效仿，以至于很多礼仪活动失去了原有的含义，甚至成了娱乐、哗众取宠的噱头。

婚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礼仪。《礼记》将之视为“礼之本”。古代国君在迎娶夫人的求婚辞中写道：“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除传宗接代以外，婚礼更多表达的是夫妇一体、相扶相携、尊卑等同的含义。婚礼仪式中“御布对席”“合卺而饮”“共牢而食”传递的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古代婚礼中还有“拜见公婆”这一礼节，即新娘要在婚后的第二天向公公婆婆见礼，以表达对长辈的尊重。由此可见，婚礼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一场正视夫妻关系的启蒙教育。然而，在现代社会，如此神圣庄严的时刻竟被一些人视为儿戏，甚至演绎为一场闹剧。尤其表现在那些荒唐而野蛮的闹婚陋习方面，闹公婆，闹新郎，闹新娘，手段粗俗卑劣，甚至成胁到当事人生命安全。

礼仪等同于文明。中国庞大的礼仪系统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迈向文明的一块历史丰碑。每一种礼仪都暗含着对道德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周代时始制定礼制，这一时期制定了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卿相之礼，到后来才延伸出士人之礼。从孔子以仁释礼开始，经过汉、唐、宋、明、清等多个朝代，政府和宫员几番做出“礼下庶人”的尝试，专门制定了“庶人之礼”供民间通用，但均未得到普及。主要原因是社会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阶层予以阻挠。具体而言，礼仪和礼制是门阀贵族彰显身份、维护特权的工具，根据等级品阶的不同，他们所穿的服装的样式、所用的器物、乘坐的车举等各不相同，庶人用礼，损害到贵族阶层的威仪和利益。甚至有些官员认为，庶人只可施用刑罚。所以，老百姓通用的大都是流传于民间、不完全符合礼制规范、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礼俗”。历史发展到今天，等级制度和等级差别趋于模糊，官员亦是百姓，百娃亦可为官，“礼”不再是责族阶层的专属品。普通百姓行“礼”不再受诸多限制，只要有意愿，皆可以“礼”修身。可以说，“礼”具备了普遍应用的条件，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前进了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对“礼俗”进行引导和提升，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摘编自李文娟《礼仪非儿戏》）

孝子培养不能舍本求末

郁喆隽

《论语》：“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孔子的话提出谈论“孝”的两个重要方面：“孝行”与“孝心”。有了孝心自然会有孝行；换言之，孝行是孝心的自然流露与结果。孝心是本，孝行是末。

近日媒体报道，某学会近日启动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主要针对4-6岁儿童，辅以考评、证书和跟踪等手段，计划5年培养百万孝子。此举恰恰是在培训儿童短时段的孝行，而忽视了长时段的孝心培育。此外，在该工程的推广和宣传中，充满了大工业时代的词藻、语汇和思维。它自身好比是一个批量生产孝子的流水线，而那些儿童孝子就是它的产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保质期有多久。

孝的教育应当培育“孝的精神”，即把“孝”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内在化到青少年心灵中。而那种将教育视为工程的技术思维，仿佛将“孝”视为人的一个“插件”，通过短时间的“加工”即可外在地获得，并且终身有效。这种教育理念上的偏差，导致该工程从一开始就有舍本逐末之嫌。没有孝心的孝行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将“孝心”还原成“孝行”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恰是这个时代鲜有孝子的深层原因。

社会化理论指出，由特定机构，如学校、培训机构执行的狭义教育，只能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起到很小的一部分作用；很多其他环节，诸如家庭、亲友、邻里、社区、媒体等广义教育，都可能对青少年的社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社会化的偏差。单纯狭义教育不是培养出“孝子”的充足条件；只有广义教育的每个环节都对了，才能培养出“孝子”。这类似于所谓的“链条原则”——链条的整体强度取决于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当链条被扯断的时候，断裂的永远是其中最弱的一环。

社会学家们普遍认为，家庭对社会化的作用是最大且不可替代的，因此被称为“首要社会化”。从近几年的案例来看，家庭恰恰是上文所述的培养孝子过程中最长、也是最为薄弱的一环。今年3月，刚下飞机的男青年汪某因为母亲不能向他提供留学日本的费用，在浦东机场拔出两把尖刀刺伤母亲，后被媒体称为“机场刺母案”。庭审中汪母表示，自己为了工作需要长期出差，与儿子的沟通出了问题，而且平时也不注重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可以说，可怜人也有可恨之处，汪母既是受害者又是其子行为失范的责任人。培养孝道的主要领域是家庭,家庭中的示范、榜样对青少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孝道之所以能延续，其实质乃是好的父母与儿女相处关系在家庭中每一代人身上的重新体悟和建立。以此观之，由某个家庭之外的机构来执行“孝子培训”，不仅在其有效性上值得怀疑，而且有越俎代庖之嫌。

公域（社会机构）对私域（家庭）的直接干预本身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副作用”。一个外在的孝道规范，将抑制每个家庭直接参与对“孝道”的现代诠释，从短期来看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干涉了家庭的自主性和孝道的可持续性传承。

笔者无意质疑“孝道教育”在这个时代的必要性，但要时刻注意“入门须正”和“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道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节选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