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正在极速转向“人工智能+”时代。中外学者往往用技术“爆炸”“奇点”“革命”等来描述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的扩张速度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英国学者卡鲁斯·蔡斯指出:“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技术奇点。对于人类来说，这有可能是惊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一刻。”而全球大众传媒似乎主要在渲染“灾难性”一面。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当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思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尊严正在被机器“冒犯”。除了“思想（哲学）”外，在AI引发的艺术文化生产革命中，这种尊严也正在被“冒犯”：电脑自动作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AI也可以作曲了……这其中的“现象级事件”似乎应该是微软AI机器人小冰竟然开始作诗，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

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尊严被冒犯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本能反应——对于闯入文艺创作领域的AI，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生产主体，尤其是艺术家，目前的总体情绪大抵就是如此，这从他们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抵触可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卢德谬论”。“卢德谬论”是发展经济学中的观点。19世纪，蓝领工人认为在生产中应用自动化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失业率增加。现在这一观念又在人类与AI的关系中得到了更加直观的呈现。

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是人常有的另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恐惧与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会深刻影响我们对于AI的认知。这种复杂的情绪很早就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充分利用，生产出一部又一部智能机器人威胁乃至取代、毁灭人类的科幻大片。近年来，随着AI的爆炸性发展，有关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索菲亚等的商业噱头在大众媒体上疯狂传播，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AI的恐惧和抵触，放大了对AI认知的“卢德谬论”。

艺术家普遍认为，没有“情感”的冰冷机器所生产的“艺术品”，无法触动人的审美情感并引发心理审美反应，因此不具有欣赏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反思，会发现不少问题。假如没有情感的“自然”所“生产”出的景物能引发人的审美参与，那么由机器创作的“艺术品”未必就不能与人类进行审美互动。根据“图灵测试”原则，一个人和一台拥有智能的机器设备被隔开，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随机的提问交流，如果超过三成的测试者不能确定对方是机器设备，那就代表了这台设备拥有“人类智能”——这种图灵测试也可用来

对   AI所生产的艺术品进行测试，以证明AI机器是否具有审美智能。AI可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或心理反应，其所生产的艺术品也能相应地引发人脑神经或心理的审美反应——这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质疑当前AI的思想或艺术创作能力，但是应该明白，AI还处于“婴幼儿”期，其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具有无限潜能，尽管在其成长过程中还需要人类提供帮助。

面对全球对AI的认知状况，只有人文主义情怀是不够的，科学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文化理论研究大有可为。

（摘编自刘方喜《从“机械复制”到“机械原创”：人工智能引发文化生产革命》）

人们在学习中能否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以获得理想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学习目标不同,采取的阅读模式也不同。大体而言,阅读模式有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两种。研究型阅读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疑问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读者往往将自己所阅读的著作视为权威的看法与正确的结论,很少对它们提出疑问,对经典的作品与权威人士的著作就更是如此。但是在研究型阅读中就大不相同,怀疑是读者面对所有著作应该持有的态度。疑问式的阅读对于研究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学术研究不外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而发现问题又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具有质疑的眼光又是发现问题的前提,可以说提出问题是所有人在学术上取得进展的基础。提出的问题如果一时解决不了,最好的做法就是先将它存起来,等遇到坚实的证据时再解决。脑子中有一批问题储存着,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

二是对比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要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读者就必须精心挑选阅读的对象,并将其作为权威的说法加以记忆,从而构成自己稳定的知识谱系。但是这种阅读习惯也容易形成盲从的缺陷。其实我们认识事物,经常都是在对比中进行的,研究型阅读也是如此。例如对比东晋的郭象、支遁与林希逸对《庄子·逍遥游》中“逍遥”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支遁的解释比较接近庄子的本意,而郭象与林希逸的解释则深受魏晋玄学与宋代理学的影响。一般来说,在阅读这类经典性的古籍时,研究者很少只读一种本子,而是选择几种重要的权威注本,同时进行细读以便进行对比,从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三是联想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记忆知识的需要,读者常常将知识归纳成要点,然后努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头脑中。至于它们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与同异,一般是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的,研究型阅读则不然。一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读书时不仅会常常想到自己的专业,更重要的是还会常常想到自己目前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经常进行这种联想式的阅读,就会有效地训练自己眼光的敏锐性与思维的鲜活性,从而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尽管联想式的阅读不大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先天因素,但人们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可以大大提高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的先天能力。

在人的一生中,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人们需要弄清哪些领域需要研究型阅读,哪些领域又需要知识型阅读,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左东岭《从知识型阅读到研究型阅读》)

中西文明互鉴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做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做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做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化，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有删改）

不能为了“国际化”丢了“本土化”

胡静静

①不知从何时起，国内的文艺创作开始流行“中外混搭”的路子。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将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糅合到了一起，让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来了一场跨文化的“对话”。

②然而，貌似时尚的混搭作品除了在营销阶段打出“大受欢迎”的招牌外，真正受到观众尤其是外国观众认可的，恐怕并不多，而谈到中国文化借此“走出去”了多少也就有些尴尬了。

③目前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从选材到制作都得有国际化思维的加持。这种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何为国际化思维呢？是在内容上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口味，还是在形式上“中西混搭”？以往，中国电影人的答案是两者皆有。于是我们看到了早些年冯小刚根据莎翁戏剧《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夜宴》，也见证了其不尽如人意的口碑和票房。归根结底，《哈姆雷特》的经典性并不是因为情节的扑朔迷离，而在于人性的困境和挣扎，以及如“生存还是毁灭”那般哲理深邃的思考。

④反观曾经在国外备受好评且屡获大奖的国产电影，如《英雄》《卧虎藏龙》《红高粱》等，无不是因为在中国语境下展示了对世界和人性独到的思考，才真正撼动了世界影人的内心，获得了“走出去”的通行证。中国文化元素同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有机融合，以饱含象征与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内在冲突与外在冲突相得益彰的故事。

⑤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正能赢得国外业界和观众尊重的，必然是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人情冷暖报以虔诚与忠实刻画之心的作品。当刻意迎合的伎俩越来越容易被慧眼识破，也许不虚伪不矫饰的真诚才是出路。当今困惑于如何“走出去”的文艺工作者尤其应当反思：中国文化想要“借船出海”，究竟应当在商业上费更多思量，还是在作品上花更多心思？是应该多琢磨大数据和调研报告，还是着重理解世道人心？

⑥我们通常所谓“世界性”，事实上正是就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本身而言的。其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及运用的艺术手法，均是可以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而直抵人心的“不可言说之物”，因而也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鸣。这有赖于艺术家技术的娴熟，更取决于创作者本人的眼界和识见。毕竟，逼仄的内心境界从来无法体察广阔的大千世界，浅陋的灵魂也不可能予人以深刻的震动。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足以影响世界的感染力，只能来自对世道人心通达而深刻的理解。

⑦要推出这样的产品，我们当然应该熟谙自己的文化，从传统文化和生活中吸取养料，在此基础上用现代的艺术形式进行表现。如果作品确实有文化，得人心，相信定然是不会缺少观众的。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汉字形体在从甲骨文到小篆、隶书、草书、楷书的发展岁月中，大体上经历了从图形化到线条化，再到笔划化三个阶段的演变，这个演变过程是一个从难到易、从繁到简、从不规范到较规范的进步过程，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不断简化，不断规范化。

汉字之所以要简化，一方面是由于汉字自身的发展需要。汉字起源于图画，本身就存在着笔画繁多，结构复杂、难认难写的缺点；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不断发展，汉字的使用者和使用范围不断增加和扩大，要求汉字能够认写迅速、运用方便，而汉字的复杂繁难却使各种抄写、印刷事务不能快捷。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下，汉字不能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趋速就简。所以，汉字简化是人们在使用汉字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诉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然，汉字的简化决不是随心所欲的简化，而是要根据汉字规律，逐步地科学地简化，简化的目的是使汉字有规范可循，更利于汉字在全社会的流通。

汉字之所以要规范化，首先从文字的特性看，文字是代替语言的交际工具，为了适应人们相互交际的需要，必然要求文字使用的规范化。其次，从汉字字形演变和汉字使用看，汉字字形的演变是以产生变异为前提的，无变异就无全部汉字的发展史，而异体的产生是汉字使用者的群众性行为，汉字使用越普及，异体也就越多。但存在过多的异体，将影响汉字在全社会的统一使用。为整理异体字繁乱的现象，使汉字的使用规范化，我国历史上继秦“书同文”以后，每隔几百年就要做一次汉字正字法的整理工作。建国后，党和政府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汉字简化、规范化工作，并建立起了现代的汉字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频繁，尤其是在人类已经进入了大数据信息时代的今天，文字与社会的关系从未有过如此的密切；同时，伴随着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开办，世界上出现了新一波“汉语热”，汉语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高，规范简化汉字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弃繁就简已成为现在和未来的大趋势。反观国内，社会上汉字使用的规范化意识仍然不太理想，在一些报刊、影视、商标、广告、牌匾上，滥用繁体字、异体字，生造简化字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要求汉字简化的规范化、标准化，比任何时代都显得迫切。

（摘编自邓雪琴《关于汉字简化规范化的历史回顾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