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把陶渊明也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争斗权谋的无果和无聊看得很透，这一点与魏晋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我们发觉他可能会觉得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可能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都邑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悽悽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是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好评有一些，比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远年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于是，陶渊明成了热门。

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

山头

朱红娜

郝老师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这张照片。在空荡荡的破旧房子里，墙上这张镜框精美的24寸彩色照片显得异常夺目，给整个破旧房子增添了无限的光辉。每天郝老师都会小心翼翼地擦拭一遍，让它保持一尘不染。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郝老师就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谁说不是呢，全村甚至全镇全县的人们都羡慕郝老师，有几个人除了在电视上谁亲眼见过市长呢？而郝老师是被市长亲自接见并授牌的。

五年前，市长刚刚从副市长成为市长，就把教育当作最重要的工作，发动了一场名为“寻找全市最美教师”的大型活动。在山旮旯里秀村呆了三十几年的郝老师，突然就像埋在某个角落的金子，被人“挖”了出来，金光闪耀，市长看到眼前一亮。

其实当年郝老师不是不想走出大山，是走不出大山。走不出大山不是因为他腿脚不好，是因为他有高中毕业的文凭。秀村唯一的老师退休了，学校成了无人看管的荒野，本该规规矩矩坐在教室上课的学生就像笼子里放出来的公鸡，满山遍野地乱跑。高中毕业的他就被村支书强推硬拽上了讲台，成了郝老师。当同龄人纷纷出门打工的时候，他也曾经想出去，但一张张熟悉稚嫩的小脸像一块块磁铁吸住了他，让他动弹不得。当同龄人的儿子成了他的学生时，郝老师依然孑然一身。村支书做通了村里一位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女孩的工作，让她嫁给郝老师。新婚之夜，郝老师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了一场，坐到了天亮。

此后，郝老师就把学校当成了家，把学生当成了儿女。一批批学生毕业后都走出了大山。只有郝老师陪着这越来越少的的学生，最后学校只剩下两个学生。

郝老师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以受表彰的方式走出大山，走进市里，见到市长。当市长亲手将大红匾牌授予郝老师的时候，郝老师的手抖得差点将牌子掉到地下。镁光灯照相机闪得郝老师头晕目眩，但市长亲切的笑容让他感觉很温暖。第二天，市长给他授牌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不惜花费他半个月的工资将照片放大装框，端端正正挂在房子最显眼的墙上。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任命郝民同志为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接下来一个多月，郝老师还被要求在全县乡镇做事迹报告，秀村小学被迫放假，郝老师只好利用周末给学生将课补上。

自从被市长接见了以后，每天，郝老师准时收看新闻，看到电视上的市长神采奕奕，他就好像自己上了电视一样兴高采烈。他见人就讲市长如何如何重视教育，如何如何待人和蔼……他把所有的他能想到形容好人的形容词都用在了市长身上。

好久没在电视上看到市长了。这天，郝老师像往常一样准时等着看新闻，他惊呆了：市长因为违纪被“双规”。郝老师胸口一阵揪痛，竟倒在了电视旁。

醒来后的郝老师仿佛一头暴怒的狮子，一跃把照片扯了下来，高高举起，用力往地上一摔，哐，精美的相框顿时被摔成碎块，郝老师仍不解恨，迅速捡起碎块，连同鲜艳的照片，一把丢进正在燃烧的柴火堆里。火光映照中，郝老师的泪水晶亮晶亮的，滴滴答答。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免去郝民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这一夜，郝老师再次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一场，又坐到了天亮。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22期，有删改）

中国古来就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关注天人关系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其中说：让德政普及，使得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水虫草木等都为其蒙被，然后才能使得“阴阳调”“风雨时”，维持良好的生态秩序。这种试图以人为因素影响“天”的意志的主张，其实体现了比较开明的生态意识。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上书引述《明堂月令》的内容，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执政者的行为“奉顺阴阳”，则“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五谷丰登。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熟”“风雨时节五谷成”等文句，都表达了同样的社会愿望。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较早成熟，正与农耕生活对自然生态条件的高度依赖有关。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本身就具有科学意义。中国早期的农学和医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发达的。

在反映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的种种文化遗存中，如果剥去神秘主义的外壳，可以发现其科学思想的内核。《孟子•告子上》说，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牛山曾经草木茂美，但因为位于都市的近郊，人们随意砍伐，还能够茂美吗？当得到雨露的润泽，又会生长新芽嫩枝，然而在这里放牧牛羊，就又变得光秃秃的了。所以说，得到滋养，万物都会生长；失去滋养，万物都会消亡。孟子富有哲理的名言“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包含着生态平衡的思想。古人认为山林可以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如果斩伐林木没有“时禁”的话，是会导致水旱之灾的。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山林植被有涵养水分、提高空气湿度、增加降水的作用。古代护林的礼俗制度还包括定时采伐，以保护山林的再生能力；禁止野焚，以保护山林以及鸟兽昆虫；禁止砍伐幼树，以保护山林的天然更新。

成书于东汉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自粪”的概念，应与人工施肥不同，是指动植物死亡之后重新返回土壤，为新的生命提供养分。这样的认识，类似今天循环经济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劳动者还创造了充分利用生态条件的经营形式。《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在塘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扫羊粪于塘中，以为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

《广东新语》《湖雅》等著作也记述了水塘上中下层鱼混养的方式，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对水体的一种立体开发，对自然资源的一种综合利用。

总之，我们在总结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不应当遗忘有关生态保护的思想和礼俗构成，因为这些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标志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成就，而且对于增强今天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与借鉴价值。

材料一：

截至2018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90万辆，其中乘用车占75%，客车占17.5%，货车占7.3%。驱动高效率、运行零排放、费用更节省的电动汽车，不仅广受消费者欢迎，也更符合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目前，深圳已率先基本实现了城市公交和出租的电动化，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也加快了在此领域实施电动化的步伐。

随着5G移动通信、导航系统、传感技术、智慧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相关技术和产业优势的日益增强，未来几年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技术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大幅度拓展现有汽车的产业链。共享经济的出现，也在为新能源汽车带来成长契机。新能源汽车和共享经济的结合，产生了新的汽车消费模式，也在年轻人当中形成了新的时尚。新的汽车消费模式，不仅可以让新能源汽车与高铁航空等远程交通衔接，满足多样化出行需要，也有效缓解了堿市交通拥堵。需要看到的是，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在行业标准和规范等方面还不够完善，消费者对电动车的质量与安全问题还有更高期待。这也倒逼新能源汽车领域加速变革，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加强高水平的国际开放合作，推动全球协同创新，让中国和各国起，共同推动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摘编自王春艳《新能源汽车驶向未来》）

材料二：

消费者心目中最具吸引力的新能源汽车

材料三：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是布局最早、下力气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能源结构是“煤多油少”，石油自给率不高。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可以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

燃油汽车的尾气中有各类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尽管各国一再推广清洁汽油、提高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但污染仍不可避免。而新能源汽车基本可以实现“零排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无疑更加有利。

在燃油车时代，发动机＋变速箱是燃油车核心技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发达国家已拥有上百年的技术积累，形成了极高的专利壁垒，后发国家很难轻易突破，中国本土车企多年来就受困于“变速箱壁垒”。然而，电动车时代，变速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电池＋电动机＋电控系统是造好一辆汽车的关键。中国汽车工业得以在一个同发达国家相差不远的赛道上重新起跑，看到了“弯道超车”甚至“换道先行”的机遇。

（摘编自韩维正《“换道先行”，中国汽车机不可失》）

材料四：

在新能源汽车起步阶段，多数国家都以财政补贴等形式给予政策引导。取消补贴政策后，要让老百姓选择新能源汽车，必须提高性能、降低成本。其中，电池是重中之重。相对于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具有近似零排放、续航里程长、加注时间短的特点，是适应市场要求的最佳选择。我国在“十四五”期间将更加关注能源发展大趋势，在“十三五”基础上聚焦氢燃料电池、储氢、加氢、制氢技术的研发。

据预测，205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可能达上亿辆。这么大的用电量不是多加几个充电桩就可以的，需要整个能源系统的升级和改造。可是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并不分布在经常用车的经济中心，如何将清洁能源从资源富集的地区输送到用能中心，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依靠电网平台进行能源输送。但根据调研，无序充电给电网带来了压力。电动汽车充电时间集中在晚上8～10点，电网负荷率非常高，现有配网很难承载充电需求

（摘编自陈海波《新能源汽车发展还需解决几大难题》）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完成，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袁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填词须有词牌，据清人所编《词谱》统计，传世词牌有826调，算上变体就有2306种之多。词的句式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

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论道：“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它除可供文人案头欣赏外，宛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词演唱时的听众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市井中人，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当然，除字句易于听懂而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怡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恰如词在宋以后的遭遇那样。柳永《鹤冲天》词写男女惜别之情：“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李清照《永遇乐》词写无奈之情：“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悲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悲的抒发中，在害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其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大江东去”(《念奴娇》)的放歌、辛弃疾“千古江山”(《永遇乐》)的抒怀，皆可为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