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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传统中国，《朱子读书法》作为一本讨论如何读书的书籍，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
| B．古人认为读书如果只是“辞章记诵”，就背离了读书的本意，因为其目的是猎取功名。 |
| C．只有了解作者的语境、品性、意图，以古人为师，进行自我治理，才能够把书读进去。 |
| D．读书要能“出乎其外”，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作为改变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
| A．首段简述古人读书之法的演进过程，阐明古人读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存心复性”“学以成人”“经世致用”。 |
| B．文章在二、三两段引述陈善和王国维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分别对“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读书方法作了介绍和阐释。 |
| C．第四段具体分析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过程中读书人的角色定位，并指出读书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和一些要求。 |
| D．文章先概述古人的读书之法，然后层层递进，重点分析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方法的内涵、做法、特色和影响。 |
| A．对读书方法的探讨，《朱子读书法》《读书分年日程》《五经读法》等著作有传承关系，继而陈善又总结出“读书须知出入法”。 |
| B．善于读书的人应当做到两点：首先能够走进书里，“见得亲切”；然后熟悉作者语境和个人品性，消化所读之书，实现经世致用。 |
| C．孟子提倡士人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读书方法是非常赞同的。 |
| D．明代选择《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科书，按照系统做法反复训练，以期达到 “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体现了鲜明的儒学特色。 |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崇洋媚外”这个词，近些年在中国有些火，那些对西方文明热情拥抱的国人，很自然地被归入这个词条之下。殊不知，早在18、19世纪，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中国文明充满着近乎狂热的崇拜，而且其中不乏有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两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等等，无一不受到思想启蒙家们的盛赞。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据说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而在霍尔巴哈、波维尔等人眼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在英国诗人拜伦笔下，中国更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幻影：“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看着欧洲思想家（而不是普通老外）笔下这些炫目的词句，亲爱的同胞、尤其是那些据说是“爱国分子”的国人，是不是有些晕乎得飘飘然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无知与谵妄了。
启蒙思想家们将十八九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天堂，当然有欧洲人多激情浪漫的因素，至于像拜伦这类疯子式的天才诗人，将中国虚化为一个理想物也就更不足为奇。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启蒙思想家们是由于脑袋发热，而看不到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种种缺陷。比如同时代的卢梭就认为，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而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以至于在孟德斯鸠看来，不免有些悲观地不确信“一个能够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适合中国”。
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观，当然是不完整的，也更是功利的——启蒙思想家笔下的中国，不过是他们按照“既定需要”主动剪裁了的文明片段。欧洲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急需一种外力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而中国文化里恰好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孔子思想中“有教无类”的不分贵贱的平等观念、中国科举制相对开放的人才选拔等等。于是，中国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挑战神权的绝好武器。有人比喻说，中国文化之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可尽管如此，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中国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而不会改头换面全盘中国化。西方人历来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潜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自然是不屑于“以华为师”的。据说当年腓特烈大帝在伏尔泰思想的蛊惑下，曾试着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只可惜这位专制而又开明的君主，被吃了个闭门羹。腓特烈大帝后来在给伏尔泰的信中，恼羞成怒地称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这其中，虽然有乾隆的夜郎自大，但也可看出欧洲人蒂固根深的东方落后论。
这样我们再来看今天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汉语、孔子、kongfu（功夫）、书法、京剧、饮食……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老外的关注。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我们无疑有必要省思：老外是真的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吗？是真正认同中国文化，还是更多出于一种猎奇心态？在我看来，答案恐怕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而且还要警惕这样一种盲目乐观心态：看着发烫的“中国热”，便天真地以为中国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正如不能因为最近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便以为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一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无逻辑的。这当然不是否认莫言的文学成就，但事实上，莫言的作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视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以及“影视”的传播。因此， 如官方所说的“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说是翻译（传播）的胜利， 至少说是两者的胜利。
“中国热”以及莫言获诺奖，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步走向世界。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甚至根本就无从说起。个中原因恐怕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够，而在于中国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不足——诸如京剧、书法等传统艺术形式无疑是有魅力的，然而较之传统文化符号的“繁盛”，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乏善可陈，我们从中实在拿不出足够吸引老外的东西。何况，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也因保护不力或墨守成规，而呈现衰败模样，致使吸引力大打折扣；更为尴尬的是，像书法、茶道等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反而做得有声有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传统文化“强”而当代文化“弱”这种不平衡状态，并不是向世界所展示的一个完整而有活力的中国。显然，未来中国能否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话语权，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接续传统的前提下，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符号。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老是仰西方人之鼻息，而有必要培养自己的文化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毕竟无论是“中国热”还是莫言获诺奖，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文化自恋的心态，而盲目搞出一套标准与人类文明相隔绝，否则便怡人笑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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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是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