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偏不倚的中和美是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平庸和单调却是艺术的敌人。“中和”并不是简单的缺少变化的“同”,而是各种丰富的情感糅杂形成的冲淡含蓄的审美境界。在整体的和谐中蕴藏着变化,变化中又体现着统一。钱钟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一与多彼此统一的思想。

如果把事物比做一,那么,这个一中包含着无限的多。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曾参透过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秘密。为了能让我们有更清晣的认识,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把古希謄和古中国放在一起,显示了他广泛搜罗中外例证的眼界和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赫拉克利特(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和谐的……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低、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左传》里说,声音妤比味道,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而成,“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有琴或瑟的一种声音,谁还愿意去听呢?古希腊的诗人还概括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争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善相争,一种是两恶相争,前者可以互补互利,后者则是互相残杀。钱先生解释说,两善相争与“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古人说:“和而不同”,“和”就是有差别的统一。

清朝人刘熙载写过一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书叫《艺概》,谈到对文学的看法,作者和前人颇有同感。前人曾说,不同的事物互相交织才产生花纹,又说,两个不同的事物彼此对峙,才有文产生,如果失去一个,就不能成文了(在文字学里,“文”和“纹”相通,“文”最初的意思就是乌兽身体上的花纹)。写文章的人可曾考虑过文章是怎样写出的吗?刘煕载继续解释说,虽然大家都明白“物一无文”,事物没有差异就没有“文”的诞生,但更应当明白“物无一”也无文,统一是文章真正的主宰,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东西贯穿其中,各个有差异的部分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钱钟书认为,刘熙载提出的“物无一也无文”是十分精妙的道理,这与古希腊人所说的“一贯于万殊”正是一个意思。

一与多的统一,在一致中见出变化,是生活和艺术共同的辩证法。前人谈论杜甫的诗歌时说,杜甫的诗每一篇都是朴拙和工巧相结合。如果完全朴拙当然无所取,如果全诗都写得工巧,那么又会过于新奇而少了浑厚的古风,古人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有人想删掉苏轼的诗歌里不够精湛的部分,被别人劝住说,在不整齐的诗句中经常有高妙的意思显现不是更好吗?对这种情况,钱忡书解释说,满眼的繁花似锦,络绎不绝,会让人得疲惫,大鹏搏击九万里长空,每年都要休息六个月,就是一张一弛之道啊!

(摘编自李莫谦《听钱钟书讲文学〉)

漫谈敦煌壁画中的飞天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从起源和职能上说，飞天不是一位神，它是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复合体。乾闼婆意译为天歌神，由于他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音神，紧那罗意译为天乐神。他们原是印度古神话与婆罗门教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一对恩爱夫妻。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与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北凉到北魏，这是飞天的兴起时期。此时深受印度和西域的影响，大体上是西域式飞天。北凉时期的飞天多画在窟顶平棋岔角、窟顶藻井装饰、佛龛上沿和本生故事画主体人物的头上。其造型和艺术特点是：头有圆光，脸型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耳饰环珰，头束圆髻，或戴花蔓，或戴印度五珠宝冠，身材粗短，上体半裸，腰缠长裙，肩披大巾。由于晕染技法变色，成为白鼻梁、白眼珠，与西域龟兹等石窟中的飞天十分相似。初创时期，运笔豪放，着色大胆，显得粗犷朴拙。莫高窟北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范围扩大了。还画在说法图、佛龛内两侧。有一些洞窟里的飞天形象，逐步向中国化转变。飞天的脸型已由丰圆变得修长，眉清目秀，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谐调。头有圆光，或戴五珠宝冠，或束圆髻。身体比例逐渐修长。飞翔姿态也多种多样了，有的横游太空，有的振臂腾飞，有的合手下飞，气度豪迈大方，势如翔云飞鹤。飞天起落处，朵朵香花飘落，颇有“天花乱坠满虚空”的诗意。

从西魏到隋代，这是创新时期。此时期的敦煌飞天，处在佛教天人与道教羽人、西域飞天与中原飞天相交流、相融合、创新变化的阶段，是中西合璧的飞天。莫高窟西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位置大体上与北魏时期相同，只是西魏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一种是西域式飞天。西域式飞天继承北魏飞天的造型和绘画风格，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作为香音神的乾闼婆抱起了各种乐器在空中飞翔；作为天乐神的紧那罗亦飞翔于天空。两位天神合为一体，成了后来的敦煌飞天，亦叫散花飞天和伎乐飞天。一种是中原式飞天。是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古敦煌)刺史期间，从洛阳带来的中原艺术画风在莫高窟里新创的一种飞天。这种飞天是中国道教飞仙和印度佛教飞天的融合：中国的道教飞仙失去了羽翅，裸露上体，脖饰项链，腰系长裙，肩披彩带；印度的佛教飞天失去了头上的圆光和印度宝冠，束起了发髻，戴上了道冠。人物形象完全是中原“秀骨清像”形，身材修长，面瘦颈长，额宽颐窄，直鼻秀眼，眉细疏朗，嘴角上翘，微含笑意。

从初唐到晚唐，这是鼎盛时期。唐朝时，敦煌飞天进入成熟时期，艺术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这时期的敦煌飞天已少有印度、西域飞天的风貌，是完全中国化的飞天了。唐代前期的飞天具有奋发进取、豪迈有力、自由奔放、奇姿异态、变化无穷的飞动之美，这与唐王朝前期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文化、开放的国策、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唐代后期的飞天，在动势和姿态上已没有了前期那种奋发进取的精神和自由欢乐的情绪；在艺术造型上人体已由丰满娇美变为清瘦朴实；衣饰上已由艳丽丰厚转为淡雅轻薄；神态上已由激奋欢乐变为平静忧思。从五代至元代，逐渐走向公式化，失去了原有的艺术生命。

（摘自《寻根》2007年第2期，有改动）

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

“我干任何事情，我要有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我们搞的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

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就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还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变强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击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抹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激情岁月——郎平自传》，有改动）。

排球协会一个又一个的电传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

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

（选自《郎平的眼泪》，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