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他从右边走来，我打开车门，让他坐在旁边，开动车子。他是个很活泼的小家伙，却不知怎的忽然沉默起来，想了一会儿，一双眼睛又慢慢地从自己那两条向上卷曲的长睫毛下打量着我，叹了一口气。这样的一个小雏儿，可已经学会叹气了。难道他也应该来这一套吗?我就问他说：“凡尼亚，你的爸爸在哪儿呀?”他喃喃地说：“在前线牺牲了。”“那么妈妈呢?”“妈妈当我们来的时候给炸死在火车里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你在这儿没有一个亲人吗?”“没有一个。”“那你夜里睡在哪儿呢?”“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这时候，我的热泪怎么也忍不住了。我就一下子打定主意：“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要领他当儿子。”我的心立刻变得轻松和光明些了。我向他俯下身去，悄悄地问：“凡尼亚，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几乎无声地问：“谁?”我又同样悄悄地说：“我是你的爸爸。”

天哪，这一说可说出什么事来啦!他扑在我的脖子上，吻着我的腮帮，嘴唇，前额，同时又像一只太平鸟一样，响亮而尖利地叫了起来，叫得连车厢都震动了：“爸爸!我的亲爸爸!我知道的!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一定会找到的!我等了那么久，等你来找我!”他贴住我的身体，全身哆嗦，好像风下的一根小草。我的眼睛里蒙上了雾。我也全身打战，两手发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弱化。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或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

（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

历史虚无主义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其本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全盘西化论”。今天，历史虚无主义者则常以“重评”“反思”“还原”为名，进行假设和歪曲历史文化的反理性思考，以期达到扰乱人们思想信仰，消解人们政治认同，动摇国家和民族根基的目的。尤其是伴随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呈现出主体高知、形式多样、受众广泛等新特点，其渗透性和危害性更为突出。

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但围绕中国近现代史大做文章，而且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和政治诉求，对我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恣意抹杀。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同时也是不曾灭绝，不断出新的文明系统。各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深厚、绵长、稳定且凝结有共同精神、心理状态、行为准则、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传统文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历史虚无主义者却用孤立、片面等非科学的态度解读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忽视，歪曲、贬损、否定、抹杀乃至颠覆优秀传统文化成果，肆意制造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全国引导人们走向文化虚无主义，进而动摇中华民族存在的思想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危害不言而喻，其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和误读必然会导致价值规范的无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脉，对整个社会的价值确立、行为约束曾经和正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质疑和颠覆传统历史文化的客观性、科学性，对堪称本民族标志性的史实、人物、事件进行歪曲宣传。譬如，虚无历史事实，诋毁英雄人物，从源头上否定中国文化，歪曲我们的文化归属和文化尊严，其后果必然会造成历史文化传承的断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特质的消融、民族自尊心的淡化和民族凝聚力的消解，对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规范产生认知障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以形成认同，造成主流价值合理性的丧失。同时，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用以西化和分化我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以腐蚀性、渗透性和隐蔽性的手段，消解传统文化、倾覆文化信仰、破坏文化认同，导致人们精神世界空虚、自我认知偏差、幸福感丧失，长此以往，对外来文化的判断能力和抵御能力就会减弱，国家文化安全也会面临很大威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充分重视和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助推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勠力同心、持续奋斗的时代背景下，增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决心和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任会斌《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各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文学创作也迎来崭新面貌。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重视并尝试这一题材的创作，他们以文学笔触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进行艺术化再现。生态文学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较以往有所突破。它们在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性也获得提升。去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就有散文《流水似的走马》《遥远的向日葵地》、报告文学《大森林》、中篇小说《蘑菇圈》等多部生态题材作品。

从作品思想内涵来看，早期生态文学创作者往往直接指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破坏，以此呼吁人们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在近年涌现的生态文学作品中，作家更多地把生态保护话题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不断深化，作家写作姿态更加理性。如阿来中篇小说《三只虫草》，没有单纯渲染挖掘虫草的行为对草原植被的破坏，而是更加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是孤立的，应该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扎实推进基础教育等民生举措紧密联系起来。

在文学表现力方面，生态文学创作也获得进展，生态文学作品正通过跨学科的知识谱系、多样化的社会视角，带给读者更加丰富新鲜的阅读体验。此前生态文学作家的笔墨往往倾注于对原始森林、草原等自然环境的奇观化赞美，对栖居于原始自然环境中人们生活的传奇式讲述，进而与当代现实生活形成对比。简单地说，即通过渲染某种陌生化经验激发读者对破坏自然生态行为进行反思，及对原始自然环境产生向往。

在近年来的生态文学作品中，更多的作家开始用多样化笔触表达丰富立体的情感，展现良性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上的变化。很多作家也开始在生态文学写作中重视融入多学科知识，更加全面与系统地还原生态环境获得改善、科学生态观念建立的过程。如艾平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通过老牧民在不同牧区的现场感受，呈现当前经济政策在保护草原生态、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蒋蓝散文《豹典》串连整合生物学、生态学、地质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知识，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与深入地思考。

当前生态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的作家并未建立起完备的知识体系，对生态保护工作实际缺乏深入细致的把握，因而或出现科学谬误，或从新闻报道中借用二手信息，用假想、模仿代替踏访、调查，非但没有通过文学创作引发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反而简化弱化人们对生态保护实践的认知。

任何一种文学类型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生态文学也是如此，它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取得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态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为生态文学繁荣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创作资源。生态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把生态环境的发展更立体、更全面、更深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在读者心中建立起更加科学的生态观念，为人们勾勒出更美好的未来图景，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充足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邱振刚《生态文学创作开拓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