僻字的文化意义

蒋原伦

（1）《汉字听写大会》这一类的电视竞技节目，短短一年间成为小时尚，节目的看点就在于中学生能写出不少笔画繁复的汉字和艰深冷僻的词汇，那些躺在典籍或文献中某个角落难得一见的字词：比如“捍蔽，比如，唼喋，还有“觳觫”等，如果没有这类竞技节目，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用到它。

（2）人们有理由质疑节目策划者的意图：那些艰深冷僻的字词除了难倒学生，在最后关头起到淘汰参赛者的作用，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

（3）这里要谈到僻字的文化意义，所谓冷僻的字和词，是指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不常用而逐渐退出人们视野的字词．当然，“冷僻”是相对的，而且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囧”，“槑”，还有“烎”等等，而今又回来了，成为网络热词。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激活。

（4）据统计，《康熙字典》中收了四万七千多字，而《鲁迅全集》总共用到的汉字才七千七百来个，鲁迅可能是二十世纪作家中用汉字最多的文学巨匠，即使这样，《康熙字典》中还剩那四万来个字没有动用。海明威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文学创作，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与水下的八分之七构成厚积薄发的态势，其实，冰山理论挪用来说明常用字和生僻字的关系也很贴切，常用字必额浸泡在十倍于它的庞大字库中，才能时时焕发出活力。

（5）汉语表意崇尚言简而意丰，词语或词组根据表达需要重新组合能衍生出新词，例如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章大家韩愈，在一篇文章中创造了“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等新词，这些“冷僻”词语不符合约定俗成，可能一时流行不广，但它们表意明确有时又不可取代，反倒有长久的生命力。

（6）看汉字听写大会之类的节目，人们惊讶的是这些青涩的学子怎么写得出那么多佶屈聱牙的字和词？花功夫在这些“冷僻”的字词上有意义么？其实许多书本知识在人生旅程中可能是无用的，但是它们在激活个体精神方面不可小觑，年轻学子求知若渴，对那些有难度和深度的文字，怀有一种好奇，更怀有一种朦胧的敬意，在参与竞技的过程中精神力量被激发，才智得到认可。

（7）单纯地说僻字对今人有意义或对现代汉语有推动作用，那是无稽之谈。因为脱离了日常生活情境，或者说脱离了特定的语境和语用，文字没有特别的意义和功用。 文化的发展是创造与淘汰并行的，淘汰的旧文化在某些境遇中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焕发文化活力的新因素。

（8）对一档节目而言，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即听写那些常用但容易写错读错或互相混淆的词语，对于规范我们的语言更有帮助，毕竟僻字不是为了竞技节目而存在。汉字听写比赛只会时兴一阵，而僻字作为人类文化的化石，则会长久流传下去，它的生命力取决于使用者赋予的活力。

宣纸——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宣纸”作为纸张名词的出现，始于唐代。其时嗜画成癖的大理寺卿张彦远在他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第一次提及，所指应是宣州宣城郡所产的贡纸。这是以产地为名的宣纸的由来说。

宣纸的制造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晋说、唐代说、宋代说、清代说各不相同，《中国宣纸史》著者曹天生认为，宣纸创始于元明之际，成熟于明代中期。曹氏的依据，出于《小岭曹氏宗谱》对宣纸生产的记载，以及明宣德年间所制造的皇室监制的加工纸——陈清款宣纸，即为青檀皮所制的真正的宣纸，其质量为其他种类纸所难以比拟，与宣德炉、宣德窑一样，被称之为“宣德纸”，这是宣纸的另一种命名方式。

宣纸与其他种类纸张之别，首在用料，即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水质、药料，并使用特殊手工技艺而造出的宣纸，方能成为真宣。曹氏有据可查的推论有其道理，但也有疑问。如果说晋代便有楮皮纸、麻纸、竹纸等类似于宣纸的纸张诞生，其时所造之纸尚有新疆楼兰出土的“罗布淖尔纸”，甘肃武威出土的“旱滩坡纸”，以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魏晋时纸”，当然还有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中期的灞桥纸、马圈湾纸、居延纸等等，这些用不同原料造就的纸可谓年代久远，而最适于造纸并造出上好宣纸的青檀皮是久已有之的植物，为什么到明代才有人用来造纸？如果说宣纸是唯一以青檀皮为原料作为标志，那么，唐代的宣州贡纸是否均为青檀皮所造？其中是否有青檀皮纸？若有，则该是早年的真宣了。如果以小岭制造宣纸的写于宋元之交的《曹氏宗谱》作为宣纸创始的依据，恐怕有割断历史之嫌，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最佳宣纸即曹氏宣纸的创始期，而未见记载的或已难以查考的事物，并不等于不存在。在我看来，宣纸的创始期只能存疑，尚难以有令人信服的定论。

宣纸制造所用为檀皮的韧皮纤维，纤维长度在一点七至三点七毫米之间，且百分之八十的纤维长度十分接近，因而成纸匀度好。电子显微镜下，人们发现其纤维细胞壁分布诸多细密且均匀的皱纹，与纤维长轴向平行，故宣纸着墨时，易留住笔痕、墨迹，淡墨与水会沿着皱纹沟槽向外逐步渗扩，形成不同层次；重笔时又自然分界，互不溶混，造成主体感；再加上规整的檀皮长纤维与草浆短纤维均匀交织，使水墨扩散均匀，无锯齿形辐射状态，正是这样的特征，鉴定了宣纸为中国书画的最佳用纸。在观赏一些中国画时，浓淡相宜，满纸云烟水汽，这是宣纸留住了水墨，渍渗晕染，生成空濛缥缈、淋漓尽致的气韵与妙境。真宣所用青檀，以泾县的皮质最好，且生在山石崎岖倾仄之间者，方为佳料。

宣纸的制造，于青檀皮和稻草的纸浆中，还需掺入杨桃藤（即猕猴桃）的汁液，被俗称为纸药、滑水。杨桃藤汁是纸浆中的悬浮剂，能使纤维均匀地悬浮于水中，让捞出的纸厚薄一致，结构紧密。

自然，宣纸的制造是离不开水的，泾县的泉水清醇洁净，浑浊度为零，四季长流，水的硬度低，水温低，故能使宣纸不惹灰尘，洁白度高，并能延长纸的寿命。所谓纸之“似玉雪者，水色所为也”。看来，真宣之所以在泾县的制造达到极致，是因其得天独厚，皖南山区特有的最佳青檀和稻草，纯净的泉水，适宜的气候，吸纳天地之灵气，承受日月之精华，加之人的聪明才智，安能不出绝无仅有的真宣！

（选自《人民日报》）

王蒙“我有光明的底色”

上官云

面对困难不绝望

王蒙出生于1934年。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青春万岁》《布礼》《活动变人形》等,王蒙的作品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1956年,在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青春万岁》还在修改之时,那部名噪一时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率先出版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王蒙高调跨入文坛,随即陷入争议漩涡。1963年,王蒙来到新疆,一住就是16年。

在外人看来,生活条件变得艰苦了。但王蒙始终认为,就是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对他来说仍然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比如说扩大视野、甚至是锻炼身体等。少年时代的王蒙身体非常差,疾病连连,“有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容易了”。乐观的心态支撑王蒙坚持下来。他学会了做饭、磨面,甚至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还当过炊事员,无论如何艰难,从来没有悲观到彻底垮台的境况,“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搞不垮你的。这也可以用到我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使我们对国家、民族,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充满了一种光明的期待。”这种期待构成了王蒙生命中光明的底色,同时,他也有一种来自对自身为人、智商的自信,“即使在最国难的时候,我没有绝望过”。

视写作为中心

在新疆的10多年,王蒙的写作受到了一点影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那段时间内,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出版。王蒙坦率地承认,那会儿对写作在短期内是没有抱什么希望的,“但是喜欢写作的人有个好处,一切的经验对他都是有意义的。有好事儿当然高兴,遇到不好的事儿,有无奈、悲哀,但也‘不糟践’,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另外,在我人生的历练上,有城市生活也有农村生活;有首都生活也有边远地区生活;有汉族生活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经历。这都是用黄金也换不来的。”王蒙的话给自己的经历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越要给自己找到正面的东西,给自己寻找正能量,让自己能以阳光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各种遭遇”。

回到北京后,王蒙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开始连续发表作品:长篇、短篇……令人目不暇接。那会儿,他已经是一个年过40的中年作家,并在随后的时光里历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等职,工作愈加繁忙。但他的创作生命却仍然是青春的,他的作品数量与质量,让很多年轻作家望尘莫及。

“写作仍然是中心。那么多的生活面儿呢,给了我写作的资源,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提起那些成就,王蒙淡淡地回答,“至于在乐观不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不乐观,那您能选择什么呢?”

“萌萌哒”的学者

熟悉王蒙的人都知道,他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并不比年轻人差。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对“神马”等一些网络流行词都了如指掌,喜欢调侃。

熟悉新生事物,也关注传统文化。在对生活进行文学式浪漫表达的同时,王蒙还是一位学者,从近年起,王蒙开始研究老庄之学、研究《论语》。“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学者化。我提倡作家们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懂外语,懂得自然科学,希望更多的作家认真读一些书。”

在王蒙看来,传统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优化人心,“使人心多一点善良、道德,多一点君子斯文,少一点野蛮,少一点小人的毛病,社会就好了”。当然,王蒙也认为,这种传统文化要和新文化结合,“也得跟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接上茬儿”。同时,王蒙对文坛的现状也颇为关注。他认为,现在(文学)内容多样,那种消费性、娱乐性的东西比过去更多,同时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月31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