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材料一：

庙会的季节性特征，主要是指庙会的时间界限非常鲜明。庙会一般集中在春季，农历正、二、三月最多，尤其是正月庙会最为繁密。这是由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春耕季节在整个农业生产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北方农村的耕作以春天为始居多，庙会就自然成为耕作的准备。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因素使带有神秘色彩的庙会祭祀活动在春天繁盛，人们的愿望和担忧等心理因素，在庙会中化为具体的形式。庙会在初一和十五前后为最多，最长的如淮阳人祖庙会，从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期限长迭一个月。较短的只有一天，一般的庙会在三天左右。另外，庙会的期限还表现在以著名历史人物、传说人物的生日、忌日为庙会高潮。夏收、秋收季节一般来说没有庙会，即使有，也只是小型的一天就结束的“小满会”之类的庙会。这种季节性体现出庙会与农耕联系的特点。

（摘编自高有鹏《狂欢季节——庙会中的信仰与生活》）

材料二：

（资料于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

（注）以上统计为清末民初澄城县一年中61个村镇举办的198天的定期庙会统计。

材料三：

庙会中使用的各种服装、道具等象征物品反映的对“官方符号系统”的嘲弄，是庙会狂欢精神的一大表现。这种借神灵之力以反传统的做法，在城隍庙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城隍出巡的队伍行列中，往往开始都是銮驾仪仗、三班六房的书吏衙役，然后才是各种杂耍舞队。前面有铜锣开道，扮演者高举“回避”“肃静”大牌，还有旌旗伞盖，完全模仿现实中地方官员的排场。在福建的神道出巡活动中，如果省城隍路遇瘟部尚书，城隍的神位要停在路边，尚书的神位则在路中央，代表城隍的香头要趋前三叩，表示接驾来迟，罪该万死，请求恕罪。代表尚书的香头则挺胸凸肚，抚慰告诫一番。这种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限制，人们扮演着现实生活中距离极为遥远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他们不能超越或反抗这种“官方符号系统”，而只是在“应用”，并不是在摧毁。正如克劳克所说，这些东西“有时允许被用来对文化的既定秩序进行挑战，但通常其结果则是维护这一既定秩序”。

（摘自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材料四：

来自原始宗教的庙会的狂欢精神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经历了世俗化或从“娱神”到“娱人”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庙会狂欢的调节器作用十分明显：远古社会宰牲以谢神，变成庙会游神期间的大吃大喝，满足久违了的食欲需要；原始的歌舞仪式和群众狂欢，变成后代的各种集体娱乐形式，以满足压抑已久的声色本能；伦理道德对男女、服饰、举止、交往的诸多限制，也在宗教信仰的借口下被冲破……可以说，在文明社会的大背景下，理性活动，特别是被扭曲了的理性活动，需要非理性的活动加以调节，非理性的形式中可以潜涵着一种理性的目的。如果辩证地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理性”约束其实很大程度上倒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非“人性”的：而表现形式上的非理性行为倒有很大的理性意义。   

（同材料三）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现实中的悲剧只能激起人的同情、义愤，迫使人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曾多次出现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被打甚至险遭枪击的事件，这是人们以实际的道德评价代替了审美活动。现实的悲剧只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美学上所谓的“以悲为美”才能实现。

悲剧成为审美对象只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出现，原因在于它需要建立悲剧事件与人的心理距离。不仅遥远的时间会使过去的现实悲剧的悲惨因素淡化，就是很近的时间间隔也可以使人不陷入现实。这里还有一个空间的间隔，悲剧艺术展现的毕竟是一个人们不熟悉或有点陌生的空间，这就使人们不容易介入其中，而能够客观、超然地看待。当然，在欣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审美地”加入悲剧冲突，体验悲剧客体的巨大和狂暴、悲剧主体的抗争和悲痛，从而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获得悲剧感和审美愉悦。

悲剧表现的不是人生的欢乐或全然的幸福，而是悲剧主体对待痛苦和死亡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中十分重要、严肃的一面。悲剧在表现对伟大和崇高的人的摧毁的同时，更表现出无法摧毁的人的伟大和崇高。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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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没有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锋探索意识，几乎没有隔膜、荒诞、虚无的精神体验，没有充满象征色彩的寓意系统。网络小说对接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是劝人的”的传统，承载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是非判断分明。但网络小说并没有停留在古典的道德价值观上，而是和现代小说相通，融入现代的价值理念，表现个人勤奋努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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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