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3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现代史学对夏王朝或者夏文化的探索，在近10年来似乎成为考古学界的一个新生问题，甚至已经由夏代真实样态讨论，引申至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构建等深层问题。实际上，这种看似考古学界内部的反思讨论，是与整个历史学界研究取向的转变相契合，甚至是略有些“迟缓”的反应。

自19世纪末以来，史学研究提倡“民史”和“群史”，这其中既有学术的考量，亦有当时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所谓新史学兴起，对于传统政治史或经济史关注度的下降，并非真正对政治史关注度的下降，而是史学议题在不断拓展。同时，将以法国年鉴学派几代学者或新史学叙事转向的成就引入中国历史问题的尝试，较长时间内处在初步阶段，西方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史料之间的调适尚未完成，很难成功生发出基于中国史料的问题意识。具体到中国上古史，一方面，虽然100余年来有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这样的大发现和系统性的整理研究，但从整体上看，仍未能达到替代以东周至秦汉的历史著述编年与框架的地步。另一方面，三代考古学界孜孜以求、成果斐然，但也仍没有达到可以摆脱“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研究样态。由于史料的缺乏，学术界目前无法将先秦史研究转向为“民史”和“小历史”研究。事实上，近十年来，传统的先秦史对于先秦社会的讨论逐渐减少，有学者甚至将其概括为“先秦史研究已逐渐让渡为新见文字材料的考据与释读”。这种总结，虽很偏颇，但的确指出了当前的先秦史研究重具体问题，而轻视整体格局的现状。同时，近年来部分青年学者，将新史学关注的性别、家庭等话题引入先秦史的整体研究，实际效果仍然是综述为多而框架式构建甚少。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与其归因于学者的视野或者材料局限，毋宁说是在先秦史整体格局和阶段性的变化方面，分析工具与史料之间没有匹配出能够支撑上古时段历史样态宏观的构架所致。

在此背景下，中国先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具体到夏时期的研究，虽然夏王朝未被考古学发掘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所证实，但也并非仅是“单线进化论”的阐释预设。既有的历史文本在兹，夏文化的探索，无论证实还是弥补，无论证伪还是重构，都必然是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对早于殷墟阶段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族群综合研究的总体性探索，是先秦史学科必须面对的研究课题，甚至也是全球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东方世界王权兴起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中不可缺失的研究内容。

（摘自常怀颖《打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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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大爷

刘奇叶

菜大爷是居住在城郊西村的一位退休工人。菜大爷姓蔡，“菜大爷”不是他的真名，而是邻里送给他的一个雅号。

菜大爷的住房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砖瓦民房，后面有个小菜园子。退休后，他把下地种菜当作一种乐趣。菜园子一年四季都能产菜，除了供给他与老伴儿老两口平常生活吃菜外，总是还剩余不少菜。于是，菜大爷在闲余之际也挑着自己种的菜到菜市场上去卖。

菜市场离菜大爷的家很近，穿过一条街道就到了。买菜的很有眼光，尝过菜大爷的菜后，下一次哪怕菜大爷卖得比其他的摊位贵，也会被一扫而光。

人们知道，菜大爷种的菜用有机肥料施肥，吃起来好吃又健康，属于真正绿色环保的蔬菜。菜大爷除了平常注意累积肥料，还经常去附近的养猪场挑猪粪施肥。渐渐地，前来买菜的人们都知道了菜大爷的菜好，亲切地称他为“菜大爷”。知道大伙儿对他种的菜十分钟爱，每次上市场卖菜归来，菜大爷心里头总是乐滋滋的。

儿子在外地工作，多次提出想接老两口过去一块生活，但菜大爷觉得现在的生活很不错，他喜欢这种自娱自乐卖菜的滋润生活，所以一直没有答应儿子离开这个城市，他也打心里舍不得这个菜园子。

隔壁的邻居老李头也卖菜，但他的菜是从外地贩来的蔬菜，属于无机肥料种植的那一种，味觉营养都没法跟菜大爷的菜比，人们一般不喜欢买他的菜，所以老李头每天卖菜总是早上出去，很晚才归来，有时候还要剩余些许残菜回来。

偶尔，老李头会同菜大爷一块去市场卖菜，两人年龄相仿，又是邻居，还算谈得来。

一天，老李头天没亮就贩回满满一担的蔬菜，在家里照常分拣为几元一把的小份后，刚要挑市场上去卖，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绞痛，顿时瘫倒在地上。这一切正好被菜大爷瞧见了，他赶紧叫车把老李头送进了医院急救，接诊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做切除手术。

手术后的第二天，菜大爷去医院看望老李头时，老李头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老伴儿正在给他喂粥，一见菜大爷来了，老李头两口子一个劲地道谢。见老李头手术很成功，菜大爷也为他高兴。聊天中，一贯热心肠的菜大爷问老李头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如果有就尽管说，邻里邻居的互相照应嘛。老李头听了，却欲言又止的样子，菜大爷便追问他是什么事情。原来，他是心痛前日贩回的一担蔬菜还放在家里没有卖掉，担心自己住院几天后，那一担蔬菜会白白地烂掉，怪可惜的。菜大爷听了，未加思索地答应帮老李头把菜挑去市场上卖了。

回去后，菜大爷二话没说，到了老李头家便把那担蔬菜挑去了市场。才到菜市场口，买菜的人们就一窝蜂围拢上来，容不得菜大爷说明一下这菜的情况，那担菜就被一扫而光了，哪有菜大爷陈情解释的空隙？望着一副空空的担什和一堆零零碎碎的钱币，菜大爷愣在那里好一阵，仿佛做了一件大亏心事似的。

当天下午，菜大爷把卖菜的钱如数交给了老李头，说了一声家里有事就走了。老李头高兴地接过钱一点，居然比平常赚的钱要高出一倍多。他心里对菜大爷钦佩得五体投地！

半个月之后，老李头出院了，特地买了两瓶好酒去敲隔壁菜大爷家的门，结果敲了半天没有人应。老李头问其他邻居，邻居说，菜大爷老两口搬儿子那儿去了。

菜大爷为什么突然搬走了呢？好久好久，老李头仍没有想明白。

（选自2016年第4期《小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