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城市”争议中被忽视的多数

詹丹

人们在学习中能否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以获得理想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学习目标不同，釆取的阅读模式也不同。大体而言，阅读模式有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两种。研究型阅读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疑问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读者往往将自己所阅读的著作视为权威的看法与正确的结论，很少对它们提出疑问，对经典的作品与权威人士的著作就更是如此。但是在研究型阅读中就大不相同，怀疑是读者面对所有著作应该持有的态度。疑问式的阅读对于研究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学术研究不外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而发现问题又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具有质疑的眼光又是发现问题的前提，可以说提出疑问是所有人在学术上取得进展的基础。提出的疑问如果一时解决不了，最好的做法就是先将它存起来，等遇到坚实的证据时再解决。脑子中有一批问题储存着，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

二是对比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要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读者就必须精心挑选阅读的对象，并将其作为权威的说法加以记忆，从而构成自己稳定的知识谱系。但是这种阅读习惯也容易形成盲从的缺陷。其实我们认识事物，经常都是在对比中进行的，研究型阅读也是如此。例如对比东晋的郭象、支遁和宋代的林希逸对《庄子·逍遥游》中“逍遥”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支遁的解释比较接近庄子的本意，而郭象与林希逸的解释则深受魏晋玄学与宋代理学的影响。一般说来，在阅读这类经典性古籍时，研究者很少只读一种本子，而是选择几种重要的权威注本，同时进行细读以便进行对比，从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

三是联想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记忆知识的需要，读者常常将知识归纳成要点，然后努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头脑中。至于它们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与同异，一般是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的，研究型阅读则不然。一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读书时不仅会常常想到自己的专业，更重要的是还会常常想到自己目前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经常进行这种联想式的阅读，就会有效地训练自己眼光的敏锐性与思维的鲜活性，从而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尽管联想式的阅读不太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先天因素，但人们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可以大大提高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的先天能力。

在人的一生中，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人们需要弄清哪些领域需要研究型阅读，哪些领域又需要知识型阅读，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左东岭《从知识型阅读到研究型阅读》）

莫言的创作成就及其获奖的意义

（1）莫言获奖已经是事实。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毕竟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增高的见证。中国现代文学从鲁迅开始，就有过多次被提名，但那时，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的作品寥寥无几。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扩大，起初还是中国官方组织的翻译出口，后来逐渐通过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介绍，但基本上还是在高校或者汉学界流通。到了新世纪以后情况出现了根本变化，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如莫言、余华、王安忆、严歌苓、苏童等人的小说，都是由欧美国家的主流出版社主动来推动翻译，使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商业图书市场，这就证明了中国文学在国际上影响的提高。莫言的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包含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得的。

（2）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飞跃性的发展，这在全世界有目共睹；    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近百年来饱受苦难、贫困、战争、耻辱的长期折磨，一旦经济迅速起飞，过程中  要拖泥带水，藏污纳垢，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     导致社会各种矛盾尖锐爆发：繁华与腐烂现象同体共生，贫富不均加剧，社会矛盾和伦理冲突骤然尖锐，外在的狂欢假面舞会掩盖了内在的紧张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等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学创作，迫使文学直逼社会转型中的大量感性的生活素材，也迫使中国文学重新回到一百多年前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大师们的立场和视角。在重振雄风的新世纪中国文学行列里，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们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人到中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练，最终形成了丰富的表达自我的成熟风格，而他们的美学追求，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在这个作家行列里，除了莫言以外，至少还有贾平凹，张炜，王安忆，张承志、严歌苓、阎连科，余华，刘震云、韩少功、苏童、格非、林白等等。

（3）莫言是当代最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新世纪连续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生死疲劳》(2007年)曾经荣获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第二届“红楼梦”文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另一部《蛙》曾经获得中国茅盾文学奖。这两部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苦难历程，中国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由于作家深刻洞察了中国社会的本质，1950年代以后，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在农村政策上采用了过激的土地集体化的政策，控制了农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同时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制止农民无节制地生育。而土地与生育，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所寄托了全部人生理想的两大领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生育是农民家族生命延续的基本形态，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农民的生与死的全部意义的隐喻。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莫言那样如此深刻地感受了中国农民难以言说的悲痛；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尖锐地表达了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及其软弱而无效的反抗。作家在《生死疲劳》中刻画了西门闹死后冤魂不散坚持申冤，农民蓝脸为维护自己的土地而苦斗终身；在《蛙》里写了农村医生“姑姑”的残忍、疯狂以及变态心理，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典型，这些人物故事以独特的中国经验为人类表达追求自由的理想，提供了新的美学探求。

（4）应该说明的是，尽管莫言在创作中表达了对农民苦难的强烈愤怒和深刻同情，但是这些小说作品都是第一时间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版，而且因为其尖锐的批判立场和有趣的叙事形式赢得大量读者的关注和尊重；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社会存在。这首先要归功于莫言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其次要归功于他的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前者使他始终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壤里进行写作活动，并且在中国读者群体中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很像他的前辈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这是需要高超的生存智慧和战斗能力；后者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先锋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以及创造性地利用了《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使他的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艺术的力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节选自2012、10、16《文汇报》，作者陈思和，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