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谈到神话时讲：“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钟敬文在谈及传说的历史性特点时指出：“传说也绝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张良戏女，孟姜女到了宜君口渴哭出泉水来，贺龙送给孤寡老太的紫藤手杖，变成了为人民造福的手杖龙，等等，都不是实在发生过的事情。传说在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时，是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幻想等艺术加工的。”他们都认识到民间文学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其中保存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作为诗性记忆的民间文学与历史著作有本质区别，历史著作要求实录直书，要求对历史事件作客观反映，而民间文学则渗透着民众的主观情感，表达人民群众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它并不拘泥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反映是否真实，更为重视的是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如在民间广泛流传着“火烧功臣楼”的传说，尽管有不少人把这则传说当作历史；但事实上是该传说所述事件纯属虚构，历史上朱元璋并未建一座功臣楼，将开国功臣聚集楼上，一火焚之。可是，传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狡兔死，走狗烹；飞乌尽，良弓藏”的社会现实并刻画了朱元璋之流封建帝王的毒辣阴险。

民间文学并不仅仅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其中也往往包含一些具体的历史元素；而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诗性记忆的性质，决定了它对这些历史内容的反映不是直接的，要对其了解就需要理论分析。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指出：“我们想研究的是历史往昔的哪些现象（不是事件）与俄罗斯民间故事相符合并且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决定并促使了故事的产生，换言之，我们的目的在于阐明神奇故事在历史现实中的根源。”普罗普认为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包含着对“历史往昔”的记忆，历史往昔的社会法规、仪式、习俗等都可在其中寻得到踪迹。而理解民间故事中的“历史往昔”并不容易，他说：“民俗学家常常引用故事，但常常并不了解它。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雷泽。支撑着其著作《金枝》宏伟大厦的前提是从故事中汲取的，然而却是未被正确理解和未经充分研究的故事。对故事的准确解释将会给这部著作带来一系列的修正，甚至动摇它的根基。”普罗普讲的是“神奇故事”，其实，所有民间文学作品历史内容的解读都一样存在着障碍与困难。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所保存的历史记忆同属诗性记忆，都是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因而，在解读途径上会有一些相似，但是，二者又有很大区别，譬如，在创作与流传方式方面、体裁方面、艺术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很明显的不同；再如，在考察作家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时可以借助于对作家生平及其文学观念的了解，这一点也是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认为要了解民间文学反映的历史与生活，不仅要具备一般的文艺理论修养，还要熟谙民间文学理论，准确把握民间文学的本质及透彻理解民间文学各类体裁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通过透视民间文学文本的表层准确地解读其中的历史内涵。

（摘编自陈金文《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

左传的“闲笔”

“闲笔”不是游离于叙事主题之外对无关紧要情节的描述，而是叙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左传》开启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笔法。从《左传》中大量的细笔、趣笔、奇笔、偶笔的运用上看，“闲笔”已经是春秋时期历史文学的历史转向，标志着一种自然轻松充满趣味的文学笔法的成熟。

《左传》叙事往往愈是紧张处，愈使用“闲笔”，以缓解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带来的某些精神压力，从而制造一种紧张与悠闲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左传》叙事常常在宏大处用“闲笔”，由细琐的世俗生活，显现恢宏的政治主题，从而组成巨细映衬、大小对比的叙事单元，表达一种小事件推动大历史的历观念。

春秋人对优游闲暇从容不迫的审美精神有特别的喜爱。襄公二十四年晋楚棘泽之役，晋人张骼、辅跞向楚军挑战，二人毫无畏惧，坐在战车上一面弹琴，一面冲入楚军阵营。这种从容镇定的悠闲，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的从容不迫，也转化为春秋文学的精神品格。“闲笔”写出了春秋人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春秋文学的艺术品格。

“闲笔”往往描写的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件，却具有叙事结构与主题的双重意义。从结构上说，历史的发展过程总是起伏跌宕的，“闲笔”的加入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闲笔”往往是“正笔”的有机构成，没有了“闲笔”，“正笔”也显得呆板僵滞，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而从主题上说，“闲笔”常常通过小事件、小情趣显示历史的大主题、大格局。彻底说来，“闲笔”比“正笔”更突显了《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思想跨越和艺术进步。

《左传》常常在风云激荡处宕开笔墨，写出一两件小事件、小情节，以小事件显示大历史发生的具体情景，以细微处展示大人物真实的心理动态。《左传》定公十年，宋景公宠爱向魋，将公子地的四匹白马转送给向魋，引起公子地的不满，向魋准备逃亡，宋景公伤心欲绝，竟然“目尽肿”一个细节写出了景公内心的无限悲伤，这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次写出一个人双泪长流两目红肿的动人细节。

钱钟书《管锥编》有“一饭之恩仇”的论述，他指出，一饮一饭，分配不均，看似小事却往往引发政治的连环报复，甚至造成激烈的流血冲突、朝野动荡。《左传》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件记载。宣公四年，郑国大夫子宋、子家一起朝见，子宋以其“食指动”预言此日“必尝异味”而恰逢郑灵公烹制楚人送来的大鼋，两人相视而笑。郑灵公：故意召见子宋而不分给他大鼋，子宋染指而出，两人最终杀死了郑灵公。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公膳日双鸡”，而饔人却将鸡更换成鸭子，御者又换掉鸭肉只送上肉汁残汤，这让子雅、子尾愤怒异常，从而导致齐国庆氏集团被逐事件的发生，而这场宫廷流血事件又恰恰改变了齐国的政治走向，致使陈氏家族在崔、庆之乱中渔翁得利，篡取了齐国的政权。

“细笔”不细，“闲笔”不闲，《左传》的眼光是独到的，宏大的历史往往从细微处走来，大历史常常是由一连串小事件构成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

①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②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③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④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⑤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⑥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