僻字的文化意义

①在“汉字听写”比赛中，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字和词，并不受青睐，比赛的意义就是看那些学生选手能否写出高难度的字和词。所谓高难度，就是在现代汉语中用不到或者难得一见的字和词：比如“捍蔽”“溪刻”“唼喋”等等。这些远离日常生活的词，现在露出了芳容。它们躺在某些古代的典籍和文献中，或者在文学作品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如果没有这类竞技节目，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光顾，它们可能也没有机会光临。

②人们有理由质疑出题人的意图：那些古怪冷僻的字词除了难倒选手们，在最后关头起到淘汰一部分比赛者的作用，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即除了比赛上的意义，它们还有深刻一点的文化意义吗？

③所谓冷僻的字和词，是因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不常用而逐渐退出人们视野的，有点自然淘汰的意味。孤立地说，那些僻字对今人有意义，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特别的功用，那是无稽之谈。因为脱离了日常生活特定的语境，文字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的，也难说今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所有的文字都记载了先人的生活历程和开拓精神，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创造能力。那些得以留存的生僻字词，记录了我们古人的各种探索和尝试，也表明人类文化演进的复杂性和彼此的不可替代性。

④我想，随着汉字听写比赛的深入，古奥冷僻的词语或许也会不甘寂寞，纷纷登场。作为一档竞技节目，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即听写那些相对常用的而又容易读写错误或互相混淆的词语，对于规范我们的语言更有帮助。毕竟僻字不是为了竞技节目而存在的。“汉字听写”比赛也许只会时兴一阵，而僻字作为人类文化的化石，会长久流传下去。

⑤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用语的僻字，像是古董。除了供摆设、观赏，古董大多数时候是压在库房的，僻字的情形也相似，压在古文献和辞书中，难见天日。不过有些也许还能重新融入我们的语言交流系统之中。文化的发展是淘汰和唤醒并行的，淘汰的旧文化有时会在某些境遇中又重新露头，成为文化焕发活力的新因素，文化神秘的伟力有时就缘于偶然性和突变性之中。

⑥从当下应用的角度讲，我们倡导语言文字的简便实用，但是不能因为推崇简便实用而否决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历史的丰富性包含在语言的丰富性之中，当然也包含在那些僻字之中，僻字的产生和弃用，显示了文化演进的某种轨迹。如果我们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看成人类早期灿烂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把中国古代语言看成人类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禁锢我们国人思维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文字，而是只认某种文化为唯一正确者而屏蔽其他文化，不能吸收人类的整体文明成果。

⑦像“汉字听写”这类节目反映出的汉字文化，其生命力不取决于外在的所谓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汉字使用者，取决于汉字使用者的敬意和热忱。

（取材于蒋原伦《僻字的文化意义》，有删改）

①4点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再有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了。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五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②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③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军营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

④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个人与家庭融合，家则与国同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也可以说，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扩大。同样道理，“孝”能齐家，也能治国，这一传统也是从舜帝开始的。

《尚书》说虞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家庭道德原则，人们都能遵从这五种原则，于是实现了社会和谐，国家治理的任务也基本完成。就“齐家”而言，虞舜仅以“孝”就能做到“克谐”；“治国”则需要扩大为“五典”，也就是给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都确定相应的道德原则，让每个成员都具有“安守本分”的权利和义务。“五典”得到的原则虽说已经扩大了内涵，但“孝”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孝”不仅是家庭道德“五典”之本，也是社会道德“仁”之本。《孟子·离娄上》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样一来，“齐家”的孝道就扩大为治国之道。

以“孝”为纽带，将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结为一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在《孝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开宗明义章》将孝的含义确定为三个层次：“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进行解释，家庭的“事亲”、国家的“事君”与个人的“立身”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实践路径上还有“始”“中”“终”的实践过程。

从《孝经》中可以看出，孝道的内涵是有层次性的，而孝道的实践更是有层次性的，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规范和标准。如天子之孝是立身为范，以自己身体力行之孝来带动天下百姓的孝道。诸侯之孝则在于小心谨慎、循规守法。对普通百姓来说，只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就行了。因此，职位越高，孝道就越宏大，其价值就越重大，其要求就越严格，就越需要发挥表率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孝道不仅将个人、家庭和国际爱三者统一了起来，还把岗位职责、家庭职责与社会职责三者统一了起来，个人奋斗的实践路径以三大“职责”为基础并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实现从个人心和到群体家和再到天下共和的目标。这是中国传统孝道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

人在家中，家在国中；国依托于家而存在，家依托于人而存在——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本就是天然生成的。顺应这种天然之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路径，以心和、家和、天下和为价值目标，将人生奋斗、家族荣誉、国家治理三者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传统孝道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遵循和利用人生规律、社会规律的大智慧。几千年来在社会实践和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大成效，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做出了大贡献。

（摘编自陈仲庚《心和家和天下和：传统孝道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