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时代的文学选择

尽管有人无视他们的存在，有人轻视他们的作品，但却无法忽略这群“80后”作家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前不久，一份由近十万名网民投票选出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名单上，既有李白、苏轼这样的古代文学大家，也有鲁迅、老舍这样的近现代著名作家，更有韩寒、郭敬明等受到年轻人追捧的青春文学写手。 毫无疑问，网络让文学加速进入了娱乐时代。

网络小说的走红让网络成为更多“80后”展示才华、表达自我的载体。网络的平民化气质使文学更具娱乐性。在网络上，这些年轻作家或网络写手如明星一般，可以拥有百万计、千万计的点击量。不仅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哪怕只是生活纪录和个人言论，发表在博客上都可能演变成公众话题。 网络给“80后”提供了舞台，更成就了许多平民写手的文学梦想。没有题材和体裁的限制，没有文字和内容的要求，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发表于网络上。

网络成就了文学的繁盛，同时也预示了传统文学的失落。书店里，纯文学书籍已经成为“配角”,摆在最显眼位置的，大都是经营管理类图书和时下热门的“说史”图书。而在畅销书柜台上，知名作家的作品也被讲述都市情感的通俗小说、网络小说所包围。 文学类书籍在书店里受了冷落，却不代表读书的人少了。 网络和通讯行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了电脑和手机，不但新闻、文学作品可以及时阅读到，连电影、电视节目都可以随时看到。不少人觉得传统的纸质阅读不方便、购书成本高，而通过网络“点播”自己心仪的书籍则要方便快捷得多。

许多专业作家认为，现在传统文学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真正的好作品太少了。一些作家创作脱离了现实生活，因此写出的作品不好看。一些知名作家出现了“明星化”、“贵族化”的倾向，通过一两部作品成名之后，急功近利之心渐起，身为作家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感却越来越少。有人戏称，现在一些作家，整日忙着做嘉宾当评委，剪剪彩题题词，越来越像明星；而明星则出书写成名故事、人生经历，越来越像作家。出名要靠炒作、出书要靠运作，现在的文学界似乎越来越有娱乐界的味道。

娱乐时代并不是文学的洪水猛兽，年轻人的写作解构了过去狭隘的文学价值观，但是，正如时下一些娱乐晚会越来越不受欢迎，而学术讲坛类节目大放异彩一样，受众的口味和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因此青年作家在解构传统的同时也要建构更有责任的文化价值观。”

耍猴世家秘诀

尹全生

初中还没毕业，我的同桌葫芦就被他爹逼着退学，继承祖业学耍猴去了。耍猴的第一道“工序”是驯猴。他家驯猴有术，祖上秘传，驯出的猴子鬼精，会骑山羊会写字，还会给人剃头呢！

我大学毕业从事物种研究后，总想找机会了解葫芦家驯猴术的玄机。

一次借出差的机会我回到了故乡。见到阔别的葫芦后，我就问起他家的驯猴术。也许是因为我们儿时关系极铁，也许他断定我不会与他争市场，没给我吃闭门羹，说：“驯猴子并不很难，诀窍在如何选猴。”

他说他将要成立一支新的耍猴队，要从经过初步驯化的猴子中优选，并让我亲眼看看。

选猴地点在他家围着高墙的后院里，接受优选的猴子有十几只。葫芦说这些猴子是从几百只猴子中初选出来的。初选时，在南瓜上掏个小洞，当着猴子的面塞进好吃的，猴子便会伸爪子进去掏。笨猴子抓一大把，紧攥着不放，爪子就扫不出来，急得吱吱叫；而这十几只猴子则知道松开爪子，一点一点朝外扒食物。

我眼见的优选，是让猴子们顶砖块。葫芦挥鞭一甩，猴子们就个个头顶砖块飞跑。等到猴子们发喘时，葫芦拉我进屋里，隔着窗帘缝向外窥视。

有只斜眼猴子见葫芦离去，随即丢了砖块捉虱子。葫芦看了一阵去推窗。听到窗响，那只斜眼猴子忽地爬起来，顶着砖块就疯跑，而且装出气喘吁吁的样子。

葫芦对我说：“这就是我选出来的猴子。”

“你选这只斜眼猴？”

“对！耍猴耍猴，要靠猴子挣钱。只有聪明伶俐的猴子才能学成高明招数，也才能帮主人挣到钱。”

我说：“可这畜生太奸猾了！”

“奸猾倒不怕。有绳子拴着、吃食引着、鞭子管着哩！”

葫芦靠耍猴起家，成了方圆百里的首富。他早已不再亲自耍猴了，只管驯驯猴子，大多时间是想怎么逍遥就怎么逍遥。他雇了不少人，组成十几支耍猴队到外地挣钱，北到哈尔滨南到三亚都有他的耍猴队，每年向葫芦交款。我问款怎么个交法，葫芦说一年交一次，按实际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交纳。“你没有跟着，怎么知道每个耍猴队实际收入是多少？”

“这不用担心，他们都会如数交来。”

我摇头表示怀疑。

葫芦坦然一笑道：“这里面有个选人问题，必须选出精英人来。精英人比精英猴更重要。”

我问如何选人，他说还是让我亲眼看看。

选人的地点仍在他家后院里选猴的地方。接受选择的是十几个外乡打工的小伙子。葫芦端来十几碗绿豆，一人面前的水泥地上撒一碗，之后让他们各捡各自面前的，一颗不能少，看谁捡得快。

喊一声“开始”后，葫芦便带我进屋里，还是隔着窗帘缝向外窥视。

那些小伙子见我们离去，大都伸出双手，急匆匆把绿豆拢作一堆，用手捧进碗里，转眼就完事了。只有一个歪嘴小伙子，不急不躁，一颗一颗地捡，而且还在皱眉数数，一五一十，极其认真。

葫芦看了一阵带我走出去，对那帮小伙子说：“不论捡完的没捡完的，都停下来。你们到外耍猴，一个月想得多少钱哪？”

众人七嘴八舌地喊，有的说两千，有的喊一万，而那歪嘴小伙子却一言不发，只是缩头缩脑地站着，夹尾巴狗似的。

葫芦问他：“你想要多少？”

歪嘴小伙子又抓脑袋又抓屁股，抓出了一脸苦兮兮的笑，吭吭哧哧道：“你说给多少，俺就要多少。”

葫芦把歪嘴小伙子留下了，说这就是难得的耍猴人选。

我说：“为什么要选这个笨的家伙？”

“笨倒不怕。再笨的人，有绳子有吃食有鞭子，还能管不住猴子？”

晚上葫芦请我喝酒。我称赞葫芦的选猴选人之道，他则说惭愧，说小时候的理想也是上大学、搞物种研究，如今却沦落到下九流田地。

我说：“假设你同我一样搞物种研究，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自然条件具备，那十几只猴子哪个先进化为人？”

“当然是斜眼猴。”

“还有——如果自然条件具备，那十几个小伙子谁先退化为猴子？”

葫芦说当然是歪嘴。他想了好久又笑着补充说：“我在前，歪嘴在后。”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稚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交往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谐、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谐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谐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谐”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岑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溶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溶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溶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法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