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斗士和教育家，尤其是他创造的北大辉煌，历来为人所敬仰。

他上任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同时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将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条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深知，要振兴一所大学，仅靠思想与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人本，师资才是最关键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力劝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他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惊世骇俗，也被蔡元培延揽来北大讲“美的人生观”。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期间所做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元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北大学术上的争论颇多，蔡元培均能很好地处理各方关系，连最顽固的、拖着一条长辫的教授辜鸿铭也对蔡校长深为钦佩。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情怀甚重，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治理下，北大容纳了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特别是教师们对于学术争论的态度，都颇具大师风范。如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蔡元培的两袖清风，不为自己置一物，是有口皆碑的。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给蔡元培祝寿，提出要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家租赁房屋，连藏书的地方都没有的老校长造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屋”。后来这个计划虽然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付诸实现，但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深深敬爱之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

(摘编自刘继兴《兼容并包　雅量似海：一代人师蔡元培》)

是谁扼杀了哀愁？

迟子建

现代人一提“哀愁”二字，多带有鄙夷之色。好像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了，哀愁就得像旧时代的长工一样，卷起铺盖走人。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张扬各种世俗欲望的生活图景，人们好像是卸下了禁锢自己千百年的镣铐，忘我地跳着、叫着，有如踏上了人性自由的乐土，显得那么亢奋。

哀愁如潮水一样渐渐回落了。没了哀愁，人们连梦想也没有了。缺乏了梦想的夜晚是那么的混沌，缺乏了梦想的黎明是那么的苍白。

也许因为我特殊的生活经历吧，我是那么的喜欢哀愁。我从来没有把哀愁看做颓废、腐朽的代名词。相反，真正的哀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可以让人生长智慧、增长力量的。

哀愁的生长是需要土壤的，而我的土壤就是那片苍茫的冻土。是那种人烟寂寥处的几缕鸡鸣，是映照在白雪地上的一束月光。哀愁在这样的环境中，悄然飘入我的心灵。

我熟悉的一个擅长讲鬼怪故事的老人在春光中说没就没了，可他抽过的烟锅还在，怎不使人哀愁；雷电和狂风摧折了一片像蜡烛一样明亮的白桦林，从此那里的野花开得就少了，怎不令人哀愁；我期盼了一夏天的园田中的瓜果，在它即将成熟的时候，却被早霜断送了生命，怎不让人哀愁；雪来了，江封了，船停航了，我要有多半年的时光看不到轮船驶入码头，怎不叫人哀愁！

我所耳闻目睹的民间传奇故事、苍凉世事以及风云变幻的大自然，它们就像三股弦。它们扭结在一起，奏出了“哀愁”的旋律。所以创作伊始，我的笔触就自然而然地伸向了这片哀愁的天空，我也格外欣赏那些散发着哀愁之气的作品。我发现哀愁特别喜欢在俄罗斯落脚，那里的森林和草原似乎散发着一股酵母的气息，能把庸碌的生活发酵了，呈现出动人的诗意光泽，从而洞穿人的心灵世界。他们的美术、音乐和文学，无不洋溢着哀愁之气。比如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艾托玛托夫的《白轮船》、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等等，它们博大幽深、苍凉辽阔，如远古的牧歌，凛冽而温暖。所以当我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当全世界很多人为这个民族的前途而担忧的时候，我曾对人讲，俄罗斯是不死的，它会复苏的！理由就是：这是一个拥有了伟大哀愁的民族啊。

人的怜悯之心是裹挟在哀愁之中的，而缺乏了怜悯的艺术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哀愁是花朵上的露珠，是撒在水上的一片温润而灿烂的夕照，是情到深处的一声知足的叹息。可是在这个时代，充斥在生活中的要么是欲望膨胀的嚎叫，要么是麻木不仁的冷漠。此时的哀愁就像丧家犬一样流落着。生活似乎在日新月异发生着变化新信息纷至沓来，几达爆炸的程度，人们生怕被扣上落伍和守旧的帽子，疲于认知新事物，应付新潮流。于是，我们的脚步在不断拔起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间变得机械和迟缓，我们的目光在形形色色的庆典的焰火中变得干涉和贫乏，我们的心灵在第一时间获知了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新闻时却变得茫然和焦渴。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不会哀愁了。密集的生活挤压了我们的梦想，求新的狗把我们追得疲于奔逃。我们实现了物质的梦想，获得了令人目眩晕的所谓精神享受，可我们的心却像一枚在秋风中飘荡的果子，渐渐失去了水分和甜香气，干涩了、萎缩了。我们因为盲从而陷入精神的困境，丧失了自我，把自己囚禁在牢笼中，捆绑在尸床上。那种散发着哀愁之气的艺术的生活已经别我们而去了。

是谁扼杀了哀愁呢？是那一声连着一声的市井的叫卖声呢，还是让星光暗淡的闪烁的霓虹灯？是越来越眩目的高科技产品所散发的迷幻之气呢，还是大自然蒙难后产生出的滚滚沙尘？

我们被阻隔在了青山绿水之外，不闻清风鸟语，不见明月彩云，哀愁的土壤就这样寸寸流失。我们所创造的那些被标榜为艺术的作品，要么言之无物、空洞乏味，要么迷离傥荡、装神弄鬼。那些自诩为切近底层生活的貌似饱满的东西，散发的却是一股雄赳赳的粗鄙之气。我们看似生活富足，可我们捧在手中的，不过只是一只自慰的空碗罢了。

小焰火

邹世奇

又快过年了。小妮站在东厢的廊下,仰头望着夜空,很久以前,有人曾在那里升起一朵绚烂的烟花。

鼻端一缕甜香,是腊梅又开了。

那时候,小妮和父母住在四合院的西厢和北厢,东厢和南厢住着一位阿婆。每年一进腊月,阿婆便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她的儿子、儿媳都在省城工作,她要去省城和他们一起过年。小妮初二那年腊月,阿婆破天荒地没有去火车站买票,原来阿婆的孙子考上了北大,他们一家要回来过年了。

大年三十傍晚,小妮随爸妈去城外给先人送过亮,回来看见阿婆的门关着,里面电视开着,有客人,言笑晏晏的。

第二天是年初一，一大早,小妮就被鞭炮声吵醒,隔着木格窗子,看见外面下雪了!小妮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来到院子里。

她看到了什么?一树被雪覆盖的腊梅花下面,一个少年正用手指轻轻拨去积雪,深嗅那雪中腊梅的清香。他穿着蓝色的休闲装,系着灰色的羊毛围巾。感觉到有人看他,便朝小妮扭过头来。小妮也忙低头看自己:粉色短款羽绒服,牛仔裤,粉色毛毛拖鞋—真土气啊,她觉得脸发起烧来。少年朝小妮笑了笑,干净透明。

那一天,小妮任爸妈怎么唤都不肯回屋,她收集积雪做了很多只雪鸭子,每一只都比茶杯大不了太多,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从雪地里排到院中的石桌上,从屋檐下排到白色的冬青树上,好像小鸭子们列队在走。

终于,阿婆家贴着“福”字的棉门帘一挑,嗅腊梅的少年——阿婆的孙子,小妮叫他小哥哥，出来了,看见雪地里的小鸭子,眼睛一亮,朝小妮笑了起来,说:“心思好巧的小妹妹。”小妮藏起冻得通红的双手,也笑了。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做手工却是小妮的强项。

年初二开始走亲戚,这一走就要一直走到初七爸妈上班为止。

这一年,走亲戚格外令人厌烦,连小妮喜欢的糍粑、糯米蒸饭、粉蒸肉都变得油腻而齁甜。好不容易到了初五,轮到小妮父母邀请亲戚们来自己家了。小妮提前几天就在心里雀跃,然而初五一大早,她眼看着阿婆一家人锁上门出去了,小哥哥还回头对她笑了笑。小妮憋得眼角疼,才没让眼泪流下来。

又是乏味而耗神的一天。到了晚上,小妮帮妈妈打扫请客后一桌的狼藉,隔窗听见阿婆一家也走亲戚回来了。过了一会儿,院子里响起了爆竹声,鞭炮一响,在小妮耳朵里就有了召唤的意味。她飞快地把洗净的盘子放进碗柜,冲进了院子。

天上新月如钩。不甚亮的院子里,小哥哥正用一根燃着的线香,探着身子去点地上竖着的一根大爆竹,爆竹的引信被点燃了,“嘭”一声升起,在高空绽开一束七彩的礼花,“噼噼啪啪”地向四周绽放,越变越繁复,越变越绚丽,流光溢彩,光芒四射。随后,于极盛处渐渐黯淡、消逝,最后只剩下一束青烟,在漆黑的夜空保持着一朵烟花的形状,久久不肯散去。

小妮一直仰头看着,直到小哥哥碰碰她:“你来放。“小哥哥手中一支细细的焰火棒。小妮退后一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不,我不敢。“小哥哥微笑：“我知道你不敢,这个不怕的。”

看见小哥哥眼里的鼓励和期待,小妮一下子来了勇气,接过那根小棒,伸长了胳膊远远地持在手中。小哥哥用线香点燃了它,绽开一朵金黄的、毛草草的烟花,安安静静,小巧玲珑。小妮不再害怕,把这朵小小的烟花举到眼前,好奇地看它,像看着一簇小小的希望,喜悦充塞了内心。那个夜晚,那种焰火棒,小哥哥给她点燃了一支又一支。

第二天是初六,小妮继续被父母拖着走亲戚,傍晚回来时,只有阿婆在院子里打扫昨夜的爆竹残迹。她知道,小哥哥和他的父母已经回省城了。

又是一年春节。阿婆照例收拾好一切,去省城和儿子、孙子一起过年。和往常不同的是,今年她把房子卖给了小妮家。欣喜的小妮父母把春联和“福”字贴遍了四合院的每一扇门窗。他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四合院,没人注意到小妮的忧伤。

那年烟火璀璨的一瞬,在她心里亮了好多年。

几年后,小妮比以前更加挺拔,轮廓也更分明了。因为小哥哥进的是北京大学,她的成绩也从班级中游升到了全县前五。

新年过后,小妮就要高考,她想考北大,如果不行,也要上北京的其他学校,她记得小哥哥的专业和班级,相信他还会在那里继续深造。

这样想着,小妮点燃一根小小的焰火棒,金黄的烟花安静绽放,温柔的,毛茸革的,像一簇小小的希望。

(有删改)

慎终追远　清明永驻

清明节大约起源于周代，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最初，清明只是一个提醒农民进行春耕春种的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延”等农谚。这种标志物候变化、敦促春耕的节气，是怎样变成以祭奠祖先为中心的综合节日的呢？

首先，这与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有关。相传，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晋文公、介子推这一段动人的故事。但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寒食节与古人对于自然的认识相关。他们认为世界万物都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也有生老病死，需要新陈代谢。火燃久了要熄掉，重取新火。寒食之后重生新火就是一种辞旧迎新的过渡仪式。熄灭旧火与重生新火所透露的是季节交替的信息，意味着新的一年春耕生产的开始。寒食节在清明前两日，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唐代之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前后相继但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悼亡，一为求新护生；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清明节也融合了上巳节的一些习俗。上巳节俗称三月三，它形成于春秋末期。时至唐代，上巳节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人们常在此日到水边嬉戏，去郊游踏青。后来，上巳节的踏青饮宴的特点被整合到了清明节的习俗之中。清明节发展最盛的时期是宋代。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可见，宋人借祭祖扫墓的机会充分享受踏青之乐，寓嬉乐于哀痛之中。张择端绘制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呈现出宋代清明节的盛况。到了元代，不仅上巳节退出了节日传统，寒食节也已基本消亡。春节之后的大好春季只剩下了清明节。

清明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功德的活动，与中国深层的祖先崇拜、孝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也是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根基。随着民族精神的复兴，对祖宗的家族性私祭发展到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炎帝的群体性公祭，以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精神，这些都抒发了人们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道德情怀。中华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的仪式，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载体。现在我们过清明节，就是一次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感悟和认同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扫墓祭祀等形式唤起后人对祖先的追思与敬慕，全面体现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确保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共同记忆，得以代代相传、万载永续。

(节选自李荣启《感悟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有删改)

说“士 节”

王学泰

“士节”这个词有点“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知识而能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们，再后来则指读书人。“士节”也就是“士”所应该有的节操，包括操守和尊严。用现代语言来说，“士节”实际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识的自我认定，士人在严守士节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作为角色意识的士节形成于贵族社会，士在那个社会里是军人和下层官吏，社会要求他们必须自尊自爱和遵守某些原则，社会也为这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那时士遵守士节是极其自然的。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等级流动，士人存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士人对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与操守感到茫然，但士节还是保存了下来，只是此后的士节的张扬不再靠制度，而是靠统治者的宽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识的坚守了。

从历史的总趋势来说，专制越来越加强，导致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来越差。

秦代以后，士节外部条件总倾向是越来越恶劣，士人在皇帝眼中越来越像奴仆，他们用刑罚和名利双向消解着士节。

士节是士人的灵魂。这在两汉很突出，给后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两汉有的士人竟敢触动皇权专制制度下最为敏感的帝位问题。他们看到国家动乱和人民遭受的苦难，遵循原始儒家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论，要求皇帝下诏“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表现出坚挺的士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中广大士人面对宦官的镇压与迫害，前赴后继，宁死不屈。两汉之所以士节高涨，这与汉朝初年，士人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的绝对专制，以及士人有意识师法先秦密切相关，另外汉代皇帝经常提倡与袭奖气节，于此也有一定的效用。

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也有较安定的时候，但毕竟很短暂，社会动乱是主流，士人也像普通人一样以保命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颇有代表性。而竹林七贤、兰亭雅士，则是当生命稍有保障时便抓紧时间享乐的典型代表。乱世的残酷现实与求生的强烈欲望交织促进人性的觉醒，士人感觉到纯粹的“本我”更重要，所以属于角色意识的“士节”被淡化了。

到了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没有了忠臣，“士节”无由表现，晚清是士节全面低落时期。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当然，清末不是完全没有坚持士节的士人了，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最典型的像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锡麟、秋瑾、邹容等。他们既是封建传统士人，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