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死亡的话题时，以为文学似乎与当代社会进程无关，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网络语言控制信息的今天，谈论文学的意义要旨。

首先，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为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有屈原，《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证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即理想。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人们通过阅读，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

其次，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而在官方律令和文学之间，可能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广泛一些，比如《史记》甚至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

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而我们在阅读中，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的价值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再次是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当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可能显得不可思议的时刻，文学往往可以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自己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射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作者曾凡，选自2008年8月《人民日报》，有删节。）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倚，自带千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 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 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 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 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去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 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 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乳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趔集市，买人几棵葱。 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嫁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僅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择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老戏

岳阳·梅实

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梅家大屋那六百多人丁的屋场，房子最好的当推祖堂屋。它从脚至顶，清一色的火砖。这砖头是经人细心挑选后在青石板上磨过的，接缝处也不挂泥灰，而是用的糯米粉拌石膏，墙面平平整整，标标直直，既好看又牢固，即使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绝不怕阶级敌人“挖墙脚”的。

祖堂屋对门是戏台。戏台由四根硕大的楠木柱子撑着，台顶系盔顶结构，盖墨绿色琉璃瓦，屋檐四角各配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下边吊着铜铃，风起处，铜铃叮当，传去好远好远。

连年过节，锣鼓一响，这里就成了北京的王府井、长沙的天心阁，上屋里、下屋里，潘、卢、程、肖、李，男女老少，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涌来，看梅家的戏班唱戏。

梅家有个呱呱叫的戏班，这是梅姓家族的一大荣耀。那年头，在临湘路南一带，只要你说起是梅家的人，人家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就会夸你梅家的戏如何如何唱得好，唱得妙，那情形，真有点当年湖南人在外说起毛主席的老乡而受人盲目推崇那味道。

我父亲和叔父都是戏班子里的角色。父亲是坐后台的，司鼓、敲锣、操胡琴、吹唢呐都是他的拿手戏。他平时不苟言笑，甚至看起来有点木讷，一旦坐到台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吹拉弹唱、样样皆精。我叔父其实我不叫他叔父，叫细爷。细爷在戏班里当班主。他唱老生，常在台上摇头、甩一尺多长的“胡子”，抖手，然后一声“呀呀呸！”喊得那屋梁上的扬尘直往下掉，喊得你栾心①直跳。细爷可不像现在有些演员，台上演英雄，台下是狗熊，他在台上台下都是正人君子。他一生只读《三国演义》一部书，也最最崇拜那摇鹅毛扇的孔明诸葛亮，他在戏班子里威信颇高。除了父亲和细爷，还有三名主要演员：花旦兴福、小生巨民、丑角忠和。花旦兴福平时看起来眯眼睛，龅牙齿，那样子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可他若将锦缎一披，凤冠一戴，莲步一扭，水袖一甩，着实婀娜多姿，楚楚动人，常令那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二吊子们眼睛瞪得比牛眼睛还大。如遇喜庆玩采莲船，他就扮演蚌壳精，同样妖冶动人。小生巨民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且唱做俱佳，逗人喜爱。与花旦兴福恰恰相反，丑角忠和平时白白净净，一经粉墨登场，则奇丑无比，令人捧腹。梅家戏班里除了这几根台柱，剩下就是跑龙套喊“呵啊”的了。

据老班祖辈们讲，梅家的戏班成立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解放四十多年来，经历了两起两落。五十年代，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戏班子进入鼎盛时期，每年从大年三十开始，一直唱到桐子开花、麻鞭水响，待新谷入仓，八月中秋一到，一声呵嗬又开了锣，有的要唱到腊月二十四老鼠子嫁女才收场。三年困难时期，人饿得一个个直不起腰，谁还有心思看戏，这戏就衰下来了，接着十年动乱，老戏被当作封资修批判，一律禁演。不得登台唱了，戏班里的人喉咙发痒，就常常偷着拱到我家来，父亲抄起他自制的胡琴，嘎咂嘎咂，他们就开腔：“在家中啊请过了，母亲严亲哪嘛唉……”这时，我娘总是一边骂他们呷多了，健翻了蔸②，一边泡芝麻豆子茶他们喝，然后端把小凳，坐在一旁纳着鞋底，听得津津有味。

我可是怎么也听不出味儿来。戏班子红火那阵，父亲常常晚上驮起我去看他们的戏，什么《送别》、《寻夫》，什么《朱买臣卖柴》、《杀狗劝夫》，我全看不懂，看着看着就倒在戏台旯旮里睡着了，唯一使我不困且迄今未敢忘却的是那出《大悲塘洗澡》，也不知何因何敌，那演员哀哀切切唱过一阵后，竟上起吊来，然后那舌头伸出老长，那眼瞪得老大，然后有人拿过一把旧油纸喷上“洋油”，点上火，那蓝色的火焰腾地而起，然后听到台下有人惊呼……

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禁锢了十几年的老戏终于开禁了。这时，梅家老戏班的戏子们虽然都还健在，可一个个驼了背，掉了门牙，脸上布满了沟沟岔岔。他们不管这些，壮心不已，偏要在垂暮之年露几手看看。戏台上，又响起了铿锵的锣鼓声，人们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

可没过多久，这般热潮冷却了。不是上头来了禁演的红头文件，也不是老戏子们唱戏不卖力，更不是看戏的人冒钱冒时间，关键是，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娱乐的名堂多了，要求更高了。老戏子们也曾试图来一番改革，比如，你七老八十岁的，嘴巴不关风，眼皮打不开，谁爱看你那干茄子老相？如今漂亮妹子到处是，便想挑几个年轻男女前来接班，可找谁谁不干。他们说，到渔潭、长安搞副业，稍微吃点亏，用点心计，一天就要赚个十块八块的，唱戏划不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老戏子们只好到家里抱孙孙，到园里布菜去了。

伯牙弹琴遇知音，不遇知音不弹琴。我父亲的那把破胡琴送给了一位盲人，父亲说，把给他还可讨碗饭吃。

只有那戏台仍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那四根楠木柱子早被白蚁掏空了，连细伢子玩捉迷藏都不敢上去。

（选自梅实散文集《往事悠悠》，有删减改）

近年来，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备受舆论关注，他们就是“失独老人”。失独并不是我国的独有现象，但失独人群的大量出现却是我国政策施行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我国于1982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缓解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减轻了社会经济资源紧张匮乏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但凡事皆有两面性，这一制度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隐患，失独家庭的大量产生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失独老人就是承担这一后果的弱势群体。

据统计，我国当前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有1．9亿人以上，在这一年龄阶段的年死亡率至少为万分之四，由此比例可推算出，在中国，每年至少会增加7．6万个失独家庭。目前，我国失独家庭数量已经突破百万，而在这数以万计的失独家庭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第一代计划生育家庭，这些失独父母都已经进入老年阶段。如何解决这一特殊群体的收入问题，如何弥补他们在亲情上、精神上的缺失，成为针对这一弱势群体制定养老政策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李艳杰《失独老人养老问题研究》）

表一 政府、社会组织和专业人员的帮扶与失独者是否走出痛苦

（摘自潘金洪《失独者走出哀伤困境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084位失独者的调查》）

表二 抱团取暖与是否走出痛苦

很多失独家庭的收入主要为工资性收入，当他们年老退休后，收入明显减少，身体日渐虚弱，医疗性开支大幅上升，生活越发窘迫。和城镇相比，乡村家庭的收入更为单一，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完全覆盖，失独老人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只能依靠低保生活，如果再遇到身体不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将变得非常无助。当前，公办养老院数量过少，且进入门槛过高，大部分失独老人都无法入住，而民办养老院费用过高，大多失独老人根本无法负担其高昂的费用，更关键的是，很多养老院需要子女签字才能接收老年人，而失独老人根本找不到“签字人”，养老院出于责任考虑，不敢接收失独老人，这也是他们面临的困境之一。中国人绝大多数不相信神，他们靠代际传承来寄托希望，把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不仅是血脉的延续，也是精神的寄托。因此，大部分失独者害怕刺激，害怕孤独，害怕孤身一人或生病时无人看护，害怕将来无人送终，害怕没有尊严地死去或去世多日无人知晓。如何解决好失独老人的精神困境，让他们得到慰藉、获得温暖，也是我们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摘编自吴鹏辉《解决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