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他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是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材料一：

有了全息影像和虚拟现实加持，不用去敦煌，就能欣赏飞天乐舞的精彩表演；戴上AR眼镜，穿越150多年的历史，一睹圆明园的金碧辉煌；在超级大屏幕上走入《韩熙载夜宴图》，加入一场古代的豪门夜宴……

在掌握庞大数据信息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从而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精准打造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爆款”内容产品和服务，成为新风尚。

“在爱奇艺看一个电影、看一个电视剧，如果只想看男二号，通过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做到只看男二号的戏份。”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耿聃皓说，通过个性化算法做到千人千面，打开爱奇艺页面都是根据用户观看过的视频的DNA匹配出来的。

腾讯集团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赵治认为，科学技术为传统文化带来无限活力。他举例说：“功能游戏不但有意思，而且特别强调社会治疗，有一种烧伤病人，每天给他用药仍然很疼，但是可以让他戴AR眼镜玩游戏，这样玩的过程中可以缓解病痛。”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文化和科技是新时代我国产业创新的两翼。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文化和科技二者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文化领域对前沿科技发展和技术利用情况不清楚，科技领域则缺乏手段和路径将人文内涵与技术相结合。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该如何打通呢？续超前说，要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VR等技术浪潮对文化领域的颠覆影响，形成新一轮的文化科技融合：从单一要素融合走向全方位融合，从被动融合走向主动融合，从浅层次融合走向深层次融合，从区域内部融合走向产业链融合，从“文化+科技”向“文化×科技”的模式升级。

（摘编自张晔《当“文化秀”遇上“黑科技”》，《经济参考报》2018年11月5日，有删改）

材料二：

料三：

上周，备受瞩目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落下帷幕。峰会为数字中国建设勾勒出美好图景。

数字中国的未来令人期待，但在推进其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新动向仍需加以关注。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18）”显示，尽管数字中国的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区域分化趋势较为明显，区域间发展差距呈现出不断加大的态势。

从单个城市看，北京、广东、上海三地以其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数字中国建设持续领跑全国；从我国区域布局的4大板块看，东部地区数字中国发展增速为2.26%，高于中部的2.1%、西部的1.26%和东北的0.89%，呈现出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这一判断是基于数据中国大数据监测系统所汇集的5000多亿条数据资源，并从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等多个维度，对全国各省区市数字化水平进行的全景式展现与分析。总体看，数字中国的发展态势，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保持着较高的吻合度。为了缩小差距，多省采取多项举措。上周，江西提出将着力培育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一批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示范基地、一批中小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以及一批智能产业集群；湖北武汉提出将加快推进国家存储器、航天产业、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4大基地建设，年内培育1家以上独角兽企业、500家瞪羚企业、1000家小中型企业和新增5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目标。

同时，各地“抢人大战”仍在延续。湖南衡阳启动“人才雁阵”行动计划，高层次人才团队来衡阳创新创业，最高可享受1亿元综合资助；河南首次启动“中原千人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中原本土人才发展，形成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相衔接的创新人才开发体系；武汉则通过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诺贝尔奖及世界领军型产业科学家等举措，构建多层次、全产业的人才“金字塔”体系。

（摘编自张倩《抓住“数字中国”建设机遇》，《经济日报》2018年4月30日，有删改）

材料四：

（摘编自王叁寿《目前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北国网》2018年7月

18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