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白菜

李锐

①曾见过齐白石一幅斗方：一棵肥硕的白菜配两枚鲜红辣椒；题曰：“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识白菜为菜之王，何也？”白石大师勤奋一生，不失农家本色，深知白菜性格，才写得出这样深切的颂辞。

②对于这个称赞，天下白菜确也当之无愧。白菜即菘。《本草》曰：“菘性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除不择时地，易于生长之外，比一般蔬菜，白菜还易于高产，又便于保存，“盖易具而可常享也”（苏轼《菜羹赋》）。然而齐白石的称颂，当有另一层深意。

③人们大体都有这样的经验，不论什么佳肴美味，不要说天天吃，就是连续多餐几次，也会腻的。如果吃得过分，不是“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见枚乘《七发》，意思是美味酒肉乃烂肠毒药）吗？白菜却百吃不厌，多吃了决不会倒胃口，更不要说“烂肠”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④仔细想一想，其故大概就在一个“淡”字。同水一样，白菜的性格——味道是淡的，也即是“有自然之味”（《菜羹赋》）。清淡，自然之味，可说是蔬菜的通性；惟有白菜之淡，淡得更纯正，更接近水性之淡。提到淡，总不免想起“淡而无味”的解释，至少是味道很薄。可是，这正是白菜最值得宝贵的性格。古人说，“大味必淡”。这是指“淡”本身没有什么至极或特殊之味，而是一切味的本原。“淡者水之本原也，故曰天一生水，五味之始，以淡为本。”（《管子》“水地篇”注）这种本味，可以同一切味相谋、相济，而不相侵、相扰；它平淡无奇，不自命不凡；它平易近人，不巧言令色；正像“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水善于辅助万物，而不跟万物相争。

⑤至于五味，甜、酸、苦、辣、咸，究竟以何者为上？何者能算“大味”呢？恐怕访遍神州，也得不到一个完满的答案。江浙人做菜喜欢放糖；湖南、四川人要辣（川人是麻辣，尤重花椒）；城里人口轻，乡下人口重；苦瓜则只有南方几省熟悉（我在大别山种过苦瓜，皖人不识为何物，北京人早已熟识，是南方人来多了之故）；看来只有酸，如泡菜的市场比较广阔，天南地北，男女老少，都爱吃一点，然而决不能多吃，否则就会倒牙。因此很显然，五味之病，就在厚重，即至极、过分；“五味令人口爽（伤）”（《老子》），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反而不如淡薄无味而能持久不厌了。

⑥这就是白菜的辩证法：淡薄才会浓厚，无为才会甘美，清淡、自然、平常才会淡而不厌，久而不倦。

⑦古人很懂得“淡”的道理：“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人们都熟悉“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此话来自《礼记》：“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惟其淡如水，水散于五味，无不相调。米酒虽甜，日子一久，就发酸，败坏了。孔子讲这段话的开首，还有这样三句话：“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这就是说，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要上当受骗，光听说得好，就以为行为亦如是。天下有道，由于言行一致，德厚为先，自然潜移默化，遐迩复戴，社会风尚无不受其影响。否则，无非虚辞绞绕，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天下无道。历史总是无情的：花言巧语，哗众取宠，弄权玩术，文过饰非，虽能高论感人，愚弄一时，终不能长久的。

   ①乡村传统文化赋予了传统乡村生活以规则、意义和价值，是乡村村民日常生活中常态性和当然性的文化。然而，随着村民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面精彩世界，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愿望有了新的参照系，部分人特别是青壮年渐渐感觉乡村生活很难体现人的生存价值，对乡村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怀疑。而且他们在向往城市生活、崇拜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日益对乡土传统文化产生疏离感和自卑感。

②传统民族乡村社会里，村落中辈分最长的能人常常拥有着知识、经验与道德的权威。然而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村民职业的分化，村落中许多过去的经验因陈旧失去了其传承的价值，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一代，能力日渐显现。乡村社会中的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的权威地位渐渐弱化，在家庭成员中的角色慢慢被边缘化，使乡村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礼俗文化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经济日益成为乡村生活的强势话语，利益标准取代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评价标准，乡村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渐渐地被隐匿。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尊老爱幼、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等道德观逐渐被相互提防、唯利是图和以自我为中心等价值观所代替，一些村民变得越来越短视和趋利。

③正确的价值观能润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然而，伴随乡村村民与外界交往的增多，传统乡村社会所崇尚的诚实、淳朴意识及热情好客、重义轻利的朴实做法遭遇了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敲诈勒索、坑蒙拐骗、见利忘义和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现实。在乡村社会传统的道德范式正逐渐落寞、而新的道德范式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情形下，村民自身无法有效抵御各种负面冲击，常常只会依据自己的现实利益行动。当看到朴实厚道并不被人看作是美德，坚守传统并不能使自己获利，而身边一些人投机取巧、凶狠霸道甚至损人利己却获得利益并引人称羡的时候，很多恪守传统礼俗道德的村民陷入了迷惘。有人甚至开始动摇，优秀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修养逐渐被抛在脑后。村民群众价值观的迷茫和混乱使乡村社会陷入了伦理及秩序危机之中，大大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

④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需要物质支持，更需要道德支撑。当前乡村传统文化的现实遭遇深切影响了村民的价值观，乡村社会需要梳理已然迷乱的道德价值标准，构建体现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从文化的角度看，存在于民众生活之中、渗透于村民骨髓和性格之中的乡村传统文化，离开传统将失去它生存的土壤，离开现代将失去它存在的价值，它必须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⑤如果乡村传统文化现存的伦理价值体系难于支撑当下乡村的日常生活，民族乡村社会乃至乡村传统文化的落寞就会在所难免。其实，千百流传下来的乡村传统文化是地方性知识和生活方式的文化统合，其中寓含的道德价值、精神价值以及追求幸福、热爱生活的生命姿态，在今天看来依然值得珍惜。

佛、道二教同传统儒家并称“三教”。三教自并立以来。既相互排斥争斗，也相互吸收、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佛教精微的义理、道教长生不老等思想对皇帝贵族和一般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果轮回、鬼神报应又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迷信心理。故无论儒家如何抵制，佛道二教的声势和影响日渐扩大，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领域亦受其浸染。

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世俗化推进，以求贴近广大下层民众，扩大影响。这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太平广记》载唐代俳优李可及以倡优身份讲论三教，言释迎如来、太上老君、文宣王皆为妇人。将三教所奉教主作为取笑的对象，虽有不敬之嫌，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三教间融洽的关系，而皇帝听罢“意极欢’宽赐颇厚”，也表明统治者乐见三教间和谐共处。

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思想的融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小说中收入表现三家思想的故事，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作品中就已有所表现；二是在一则故事中反映出两家甚至三家思想。唐宋文言小说中存在大量有意模糊佛道界限的作品，僧人道士化、道士僧人化。如《广异记·刘清真》中的五台山僧人便是佛道一体的形象。

中国古代的三教融合往往呈现“以儒家为主导，释道二教向其靠拢”的形态，如释道二教都将“忠”“孝”置于教义中的重要地位。唐代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没有“君臣”“纳谏”“忠孝”等类目，显示了佛教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强调较佛教更加主动，其戒律要求信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可见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忠孝节又等儒家伦理观念同样成为道教价值中的一部分。

释道二教向儒家的靠拢在唐宋文言小说中有诸多袁现，如五代杜光庭所撰《录异记》在“仙”“异人”后设有“忠”“孝”二门，是忠孝观念在道教小说中的反映。在道教小说中有一类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写阳翁伯“事亲以孝”，他的父母死后葬于无终山，他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最终得结佳偶，双双得道成仙。

宋代三教融合更蠹深入，表现在小说上，就是不少作品中的三教思想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宋代李昌龄所编《乐善录》多辑因果报应之事，它出现于理学昌盛的南宋，受到上层文人的推重，称其“深有益于世教”，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已选相当之程度。

(摘编自周瑾锋《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