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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欲说陈寅恪与张荫麟的有关学术分歧，要先说一下张荫麟这位“史学天才”。1923年，年仅18岁、考入清华学堂仅半年的张荫麟，在《学衡》杂志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梁启超对老子事迹之考证提出异议，史学界一时震动，梁启超也对他大加赞赏。之后其论著不断问世，被目为史学界最有希望之天才，深受梁启超、陈寅恪、熊十力等大家推重。
至于分歧之由来，则要从陈寅恪对龚自珍一首诗的评价说起。也许是善于从“诗史互证”角度看待文学，陈寅恪以为龚自珍诗多有借古讽今之作，他对其《汉朝儒生行》的评价就是如此。龚自珍此诗写于道光二年，时龚氏正在京城。杨芳为清朝著名将领，曾于道光元年至三年任直隶提督，而龚氏好友魏源此时就在杨芳家坐馆。魏源离京赴杨芳处时，龚自珍还曾送行。因此，龚自珍对杨芳当比较了解。作为汉人而能受到清廷重用，杨芳可谓罕见，自然也会受到他人特别是满族将领的妒忌。陈寅恪认为，龚自珍此诗中自托为汉朝儒生，主旨就是讽喻杨芳。
按照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他既然这样解释龚自珍的诗，一般也就等于是定论。不过，还是有人敢于质疑，当然这“质疑”也要有底气。1933年，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表示不同意陈寅恪之说，认为诗中所写之某将军不是杨芳而是岳钟琪。张荫麟文章发表后，陈寅恪以为不确，坚持认为该诗就是写杨芳之事。张荫麟遂再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进行商榷。
根据张荫麟的论证，从龚自珍诗中所提及时间看，解释为写杨芳确实不如解释为写岳钟琪更加贴切。不过张荫麟并没有完全否定陈寅恪，相反在陈寅恪说法的启示下，有所感悟。如此，则张荫麟和陈寅恪之最后观点其实还是基本一致，即认为该诗是龚自珍借历史人物讽喻杨芳。
张荫麟的考证极为精彩和严谨，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就是未能结合当时汉族文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来阐释此诗，也就不能悟出该诗更深刻的意蕴。在陈寅恪看来，也就是未能做到所谓对古人“理解之同情”。龚自珍认为历代统治者对文人无非两种手段，即“约束之，羁縻之”。所谓“约束”就是采取严酷的高压政策，迫使文人就范，而所谓“羁縻”就是以怀柔方式收买文人，使其逐渐丧失自我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能力。龚自珍以为，可以容忍社会其他阶层平庸和堕落，却不能容忍文人如此，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拯救那个时代的最后希望。
对龚自珍的上述观点，陈寅恪自然理解且有切身体会，戊戌变法以来的社会动荡、陈氏家族的命运还有王国维的自杀等，早已给陈寅恪留下沉痛记忆。陈寅恪指出该诗为咏杨芳事，就是试图通过阐释龚自珍诗歌的深刻寓意，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话说回来，不能苛求张荫麟没有理解龚自珍的深意，毕竟他的人生阅历比起陈寅恪来还是简单，假以时日他当会有更大成就。大概也就是为此，陈寅恪在张荫麟发表《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后，并没有公开回应。后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极为悲痛，特撰诗表示追悼：“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摘编自刘克敌《大家间的“商榷”与“论争”》，有删改)
（相关链接）
比闻希白先生言，尊意以为定庵《汉朝儒生行》所咏实杨芳事，拙考以为其中之某将军乃指岳钟琪者误。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说，未敢遽以颠扑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说能予本诗以更圆满之解释，固不惮舍己以从。然尊说似不无困难之处。考本诗作于道光二年壬午《定庵诗自编年》而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已“卅年久绾军符矣”。然壬午以前杨芳踬后复起，定乱之事，仅有嘉庆十八年平天理教匪一次。自是役上溯其初由千总升守备(嘉庆二年)相距仅十一年，使所歌者为杨芳，定庵何得作“卅年久绾军符”之语？
然此诗遂与杨芳全无关系欤？似又不然。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庵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当拜谢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张荫麟《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
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寅恪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
(《陈寅恪传》)
【小题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小题2】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小题3】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陈寅恪和张荫麟两位大师共有的学术品格。
欲说陈寅恪与张荫麟的有关学术分歧，要先说一下张荫麟这位“史学天才”。1923年，年仅18岁、考入清华学堂仅半年的张荫麟，在《学衡》杂志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梁启超对老子事迹之考证提出异议，史学界一时震动，梁启超也对他大加赞赏。之后其论著不断问世，被目为史学界最有希望之天才，深受梁启超、陈寅恪、熊十力等大家推重。
至于分歧之由来，则要从陈寅恪对龚自珍一首诗的评价说起。也许是善于从“诗史互证”角度看待文学，陈寅恪以为龚自珍诗多有借古讽今之作，他对其《汉朝儒生行》的评价就是如此。龚自珍此诗写于道光二年，时龚氏正在京城。杨芳为清朝著名将领，曾于道光元年至三年任直隶提督，而龚氏好友魏源此时就在杨芳家坐馆。魏源离京赴杨芳处时，龚自珍还曾送行。因此，龚自珍对杨芳当比较了解。作为汉人而能受到清廷重用，杨芳可谓罕见，自然也会受到他人特别是满族将领的妒忌。陈寅恪认为，龚自珍此诗中自托为汉朝儒生，主旨就是讽喻杨芳。
按照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他既然这样解释龚自珍的诗，一般也就等于是定论。不过，还是有人敢于质疑，当然这“质疑”也要有底气。1933年，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表示不同意陈寅恪之说，认为诗中所写之某将军不是杨芳而是岳钟琪。张荫麟文章发表后，陈寅恪以为不确，坚持认为该诗就是写杨芳之事。张荫麟遂再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进行商榷。
根据张荫麟的论证，从龚自珍诗中所提及时间看，解释为写杨芳确实不如解释为写岳钟琪更加贴切。不过张荫麟并没有完全否定陈寅恪，相反在陈寅恪说法的启示下，有所感悟。如此，则张荫麟和陈寅恪之最后观点其实还是基本一致，即认为该诗是龚自珍借历史人物讽喻杨芳。
张荫麟的考证极为精彩和严谨，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就是未能结合当时汉族文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来阐释此诗，也就不能悟出该诗更深刻的意蕴。在陈寅恪看来，也就是未能做到所谓对古人“理解之同情”。龚自珍认为历代统治者对文人无非两种手段，即“约束之，羁縻之”。所谓“约束”就是采取严酷的高压政策，迫使文人就范，而所谓“羁縻”就是以怀柔方式收买文人，使其逐渐丧失自我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能力。龚自珍以为，可以容忍社会其他阶层平庸和堕落，却不能容忍文人如此，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拯救那个时代的最后希望。
对龚自珍的上述观点，陈寅恪自然理解且有切身体会，戊戌变法以来的社会动荡、陈氏家族的命运还有王国维的自杀等，早已给陈寅恪留下沉痛记忆。陈寅恪指出该诗为咏杨芳事，就是试图通过阐释龚自珍诗歌的深刻寓意，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话说回来，不能苛求张荫麟没有理解龚自珍的深意，毕竟他的人生阅历比起陈寅恪来还是简单，假以时日他当会有更大成就。大概也就是为此，陈寅恪在张荫麟发表《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后，并没有公开回应。后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极为悲痛，特撰诗表示追悼：“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摘编自刘克敌《大家间的“商榷”与“论争”》，有删改)
（相关链接）
比闻希白先生言，尊意以为定庵《汉朝儒生行》所咏实杨芳事，拙考以为其中之某将军乃指岳钟琪者误。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说，未敢遽以颠扑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说能予本诗以更圆满之解释，固不惮舍己以从。然尊说似不无困难之处。考本诗作于道光二年壬午《定庵诗自编年》而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已“卅年久绾军符矣”。然壬午以前杨芳踬后复起，定乱之事，仅有嘉庆十八年平天理教匪一次。自是役上溯其初由千总升守备(嘉庆二年)相距仅十一年，使所歌者为杨芳，定庵何得作“卅年久绾军符”之语？
然此诗遂与杨芳全无关系欤？似又不然。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庵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当拜谢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张荫麟《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
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寅恪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
(《陈寅恪传》)
【小题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张荫麟十八岁即引起史学界瞩目，后被视为史学界最有希望之天才，得到梁启超等多位大师的赞赏和看重。 |
| B．陈寅恪评价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是借古讽今之作，希望借此诗的深刻寓意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
| C．陈寅恪所谓对古人“理解之同情”，即在理解古人的诗作时要心怀悲悯之情，结合古人创作时的背景来阐释。 |
| D．张荫麟去世后，陈寅恪撰诗表示追悼，叹其潜心著书、学术深厚，与之交流时常常忘了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 |
| A．陈寅恪以“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汉朝儒生行》，认为龚自珍写此诗时在京城，杨芳在直隶，龚对杨的了解皆源于自己的好友魏源。 |
| B．张荫麟是考证了龚自珍作诗的时间和诗中所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的时间，以及杨芳的有关经历，从而推断陈寅恪的结论有不当之处。 |
| C．陈寅恪与张荫麟的学术分歧是龚自珍《汉朝儒生行》一诗中所写某将军是指杨芳还是岳钟琪，学术共识是都认为该诗讽喻了杨芳。 |
| D．陈寅恪与龚自珍虽处于不同时代，但面临的社会状况、自身经历相同，所以对龚自珍的有关不能容忍文人平庸和堕落的观点感同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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