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草木间

周晓枫

茶这个字，拆开笔画就是：人在草木间。

每天的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最后一个是茶，微妙地超越其他。如果是生活需要，水就够了。文人喜欢诗酒茶：诗是对文字的奢侈，酒是对粮食的奢侈，茶是对清水的奢侈。正因为茶是高于生存需要的水，所以象征精神的部分。是啊，对生存来说，精神就是奢侈——可正因有了这些奢侈，我们才不枉此生。

茶是现实中既平凡又堪称伟大的植物。福建安溪，以铁观音闻名，茶香似乎弥散在这里的空气里……香，是气味的奢侈；铁观音，是茶里的奢侈。

这观音托梦所赐的母本茶树，就生长在安溪打石坑的岩缝间。铁观音母株瘦小，每发新芽，每生新枝，收取的手就会到来。它的芽叶幼嫩时就被采摘，它的枝条被不停折断，用以扦插育苗——就是这样一棵被限制、被切割、被剥守的茶树，守着承诺般，守着它叶片的独特形貌：紫芽斜尾，缘齿疏钝，上面有着拇指按压般的神迹印痕。

茶有近乎神迹之处。折断枝条，插土就能成活——万能地再生。你摧毁，它报以辽阔的丰收，甚至更为勇敢。母株压条繁育时，经过扭转和压扁的伤枝，反而有利更好更多地生根；如果小心呵护的，却事倍功半。一万次酷刑，意味着一万次的繁茂，十万、百万、千万次的慷慨。茶叶制造的过程也是这样。摇青时，芽叶相互摩擦、碰撞，受损的茶青反而分泌香气。每片茶叶，都死于离枝，死于炒制，死于滚水……然后，它们又从中复活，将自己的清香与甘醇，灌注到每一滴水里。从伤害里汲取成长力量的茶，就这样，涓滴灌溉，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毒。

茶，看似羸弱，却隐藏柔韧而惊人的力量。站在这株古茶树旁边，我观察它厚实的叶片，陈旧的花瓣。

我以前觉得，交通的便捷，瓶装水的储存，空调系统的温控，使今人很难体会古人曾经的乡愁。我们可以在全球化的环境里，共享无差别的水土。但是在这棵茶树面前，我改变了看法。也许我们能保留自己所适应的饮食习惯、所乐于交流的乡音，以及，那蓄意维持的心理时差。植物，替我们凝结着乡愁：土壤里的酸碱度，空气中的含水量，海拔和温差，云雾雨雪，都在其中。活着的茶，在冷水里浇着，根系沉默的一切；死了的茶，在滚汤里沏着，重新活过，在袅袅升腾的丰沛水汽里，还你故乡的云雾缭绕。

形如铁、色如铁、重如铁……庄重，就在这一盏琥珀色的铁观音茶中。它是由土生长出的木，经过火上的铁锅炒制，最后水让它复活。一盏茶里，汇聚金木水火土……我们人生的五行，尽在其味，尽在不言之中。茶作，是人与植物的灵魂交流，就这样日月天地，就这样草木山水。

茶，经历水火，是树叶的前世今生。最初，它被揉搓，被携带，在更久的日子里不死。茶，折叠自己，它在自己的抱缩里藏好往昔的春秋。最后，神秘收拢的叶脉打开了，像一个人慢慢摊开手心里的掌纹。铺满刻痕的线条，记载它活过的风雨。制茶时，水分被蒸发，年少青春的饱满汁液消失。茶，是变成老年的树叶，暮色沧桑。的确，茶，是一片树叶的回忆；但这回忆里，饱含变化。是昨天的自己，又不是昨天的自己；是昨天的复活，又不是昨天的复活……浸泡缓慢，体会悠长，如是，恍兮惚兮。

此时，在山岭中。周围是高起来的地势，底端是铁观音的茶枝。冷冽的空气浸泡，让我清醒。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是，我们在更大的天地茶盏里被时空浸泡，散发出一生微苦里的领悟、回甘里的安慰。

（2018年01月13日《人民日报》）

卖书

刘立勤

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到县中门口遛遛。那里有一个书摊，我喜欢看书摊上有没有我喜欢的书，也喜欢和卖书的老李拉呱几句闲话。

老李好像是陕北人，亦或是山东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老李是邮电局的职工，说着一口外地话。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他的乡音，几十年也没有改变他的行当。几十年里，他都用那外地话卖着从外地进来的花花绿绿的书。

老李卖的书主要是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什么挣钱就卖什么。从他书摊杂志的多寡，能够看出书籍的流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书籍一统天下，间杂着一些娱乐杂志；世纪交替前后，文学屈居第二，《家庭》《读者》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故事类的杂志书籍又占领了大部分的地方，娱乐类书籍又靠了边。

认识老李的时候，我刚刚在一个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候穷呀，记得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一十三块五毛钱，可我却喜欢读书。一年总有几个周末，我会骑着自行车专门到县城买书。

那时候县城不大，却有十多家卖书的。有的是书报亭，有的是店铺，只有老李在县中门口摆了一个书摊。别人家的书大多高高的挂在墙上让人仰望，只有他的书摆在那里让人挑选阅读。不过，老李很忙，在他那里买书的人很多。

老李进的图书很多，杂志也很全，我在翻阅那些图书时，忍不住圪蹴在他的书摊前看起来，忙碌的他也不催促，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小凳子让我坐着看。坐着看书的感觉真好，就像饥饿的汉子走进了免费的餐厅，大快朵颐而不知羞惭。

太阳终归要西下，我也终归要回家。专程进城为了买书，而我又没有多少钱，每次只能买上三五本书。常常是把书拿在手上，才发现钱不够。正在尴尬之际，老李操着重重外地腔说，你先拿走吧，下次来了再补上。其实，老李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看他信任的目光，我不敢辜负他的好意，还是把把书拿走了。路上，我听说老李卖书挣了不少钱，还买了单元楼。我默默的期盼老李挣更多的钱，卖更多的书，我有读更多好书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不几年，我也来到县城工作，县城繁华了许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城里的书摊已经所剩无几了。书店萎缩了，原来的报刊亭全部拆除，原来卖书的门市部要么改行卖烟酒，要么卖时装，有的甚至改作了发廊，有的改卖教辅资料，专门卖杂志和文艺书籍的书摊只有老李一家。老李的书摊算得上是县城里一道风景了。

我以为老李的生意会好起来，可老李说生意越发的难了。老李本来的书摊有两张钢丝床，现在只有一张床了，文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娱乐杂志也江河日下，只有《读者》《故事会》还在勉力维持。熟悉的成人越来越少，主要客户是一些上学的孩子。老李显得很清闲，常常是茫然地看着街上忙忙碌碌的行人。

我也很少掏钱买书了。上班下班的时候，习惯性喜欢到老李的书摊看看，喜欢和老李说说闲话。遇上喜欢的杂志也买一本两本，老李善解人意地说，看完了就放我这里寄卖，又给了我一个看白书的机会。

生意真的很清淡。有时候一连几天还不见老李的书摊。问及原因，老李说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城管让他把书摊收起来。老李的书摊没有占道，他不明白领导为什么不准他摆书摊，我也说不明白。领导来了，他把书摊搬走了；领导走了，城管又默许他把书摊摆了出来。他们互相理解着各自的不易。

老李日渐的老了，老李的老伴儿也去世了，老李的孩子去了很远的地方。老李乌黑的头发变白了，挺直的腰板也佝偻了下来。老李的书摊还在坚守，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买书看。偶尔谈起上世纪八十年书摊的兴盛，老李一边喘一边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读书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老李进的书越来越少，有些很好的杂志干脆也不订了。老李吃饭的时候，书摊放心的摆在那里，也没有人去拿他的书。

记不得多久没有读书了，也忘记了老李和他的书摊。忽然想起去看看老李，老李的书摊也不见了。问及熟悉的朋友，说是老李病了。期盼着老李的病能好起来，期盼着老李的书摊再摆起了。期盼了一个冬天，期盼了一个春天，也不见老李好起来，心中就有了不安。

后来，听说老李死了。听说老李死前把他的房子卖了一大笔钱，为县中捐献了一间图书室。我不知道老李的图书室里有多少读者，却看见老李摆书摊的地方变成卖撸串的摊子了，小摊前等待吃撸串的客人站成长长的队伍。

孔子思想与现实世界问题

钱穆

或许有人会想，孔子远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他的思想，对现代世界，可能是无所用之了。但我们也得想，这世界，人类问题愈变愈复杂，愈来愈纠纷。各项学术思想，分析太细，钻研太狭，针对看甲，可能损碍了乙。注意在目下，可能抵触到将来。人类当前最需要的，还该有一个更综合，更普遍，更恒久的指导原则，来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共同基准。若没有了这个更高原则与共同基准，人类社会，将终不免于治丝 益纷，欲解还结的。

窃谓孔子思想重点与价值，正在要替人类提出一个解决种种问题之共同原则。此原则只“道德”二字 便是。何谓“道德”，孔子所讲的“道德”，只是人们同有之一种心情，同能之一种行为，所谓直指人心， 当下即是。现在且举两个实例来说。即如“忠恕”，便是一种“道德”。只要以忠恕待人，受者决不会拒绝 或不欢迎。在施者的心情上，也决不会感到不愉快或不满足。又如“爱敬”，这也是一种“道德”。只要以爱敬对人，受者也决不会拒绝或不欢迎。施者的心情上，也决不会感到不愉快或不满足。一个人人忠恕与 相互爱敬的社会，种种问题，总可有办法解决。不忠，不恕，无爱，无敬，那样的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自会不断地产生。

孔子思想，是单刀直入，直凑单微的。他主要只在人类“道德”上建基，然后再扩而充之，由修身而 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以达于全人类。再引而中之，由明心见性而万物一体，而天人合一，以达于全宇宙。

孔子言 “道德”，扼要言之，可说有三本原。一、本之于人类之心性。这并不是说人类心性全是合乎“道德”的，只说一切“道德”亦皆出于人类之心性。二、本之于社会。“道德”只是人生实践，由社会观察而悟，由心性修养而得。人事相交，只要合乎“道德”的，便和而顺。只要不合“道德”的，便不和又 不顺。察乎外，反乎心，便知人生“道德”是什么了。三、本之于历史经验。即人类史，有了“道德”，便会有进步，种种问题也可寻求解决的办法。没有“道德”，便会无进步，种种问题，便会愈出愈多而永难解决了。因此，孔子思想，是近人而务实的。

孔子之学，向后展衍，有两条路。一条是简易的，直捷的，三言两语，可以当下指点，可以终身奉行。 这一条路，发展于象山与阳明。另一条路，是细密的，繁复的，千门万户，阶级层次井然，要学者循序渐 进。这一条路，发展于二程与朱子。前一条路，可以普遍大众化，后一条路，可以特殊学术化。但其从三 大本原而归于“道德”中心，则是并无二致的。

根据上述，孔子思想应该仍可以引用到世界现实问题上来，自是无疑义的。至于如何具体而实际地把来应用，则正有待于我们之努力了。

（选自钱穆《孔子与论语》，有删减）

中国制度有中华文明滋养

韩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制度不断趋于成熟定型，也更加科学管用，这同它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制度源于中华文明，是***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华大地进行创造性实践的结晶，中国制度的中华文明滋养，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同政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民本主义思想密切相关。注重苍生黎民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某种规范性力量，成为政权稳固、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怀有“保惠于庶民”、服务天下百姓的志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献身于报国安民事业。这些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已转化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资源，给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厚历史文化土壤。

徳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中国古代先贤早已阐明仁政德治的重要性，指出为政者必须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用人时既要考虑其能力，更要考察其德行修养。用有才能的人才，才能做成事，做成大事，如果用无能的人，就会误事。而用无德之人，即使其有些才干，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德行上的欠缺破坏力更甚。有人会问，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实际上，二者均重要。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制度能否保证遴选出德才兼备的人，中国古代堤出选贤用能的理念，强调德才兼备、注重道德健全、个人修养，让人和事相得益彰，这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启迪意义，有助于我们在现代条件下探索选用人才的制度和方法。我们党既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原则，把愿意为人民服务且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选出来、用起来；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不能干事、耽误事特别是德行不正甚至腐败堕落的人清除出去，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包容稳健的理政方式，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源远流长，古代许多政治范畴，在历代政治实践中延续发展，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这种“和谐则太平之所兴”的包容性，保障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发展壮大，这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既勾勒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谨慎严肃对待权力的大智慧。正是受这种文化和智慧的滋养，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抓住发展机遇，成功避过险滩和暗礁，走出一条成功的国家治理之路。

经世致用的评价导向，儒家主张修身入世，在社会发展中建功立业。从这方面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制度为什么科学管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中央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通过实干和实绩书写家国情怀，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6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