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草之思  王巨才

那时秋风渐紧，霜叶飞红，忽然就想起了家乡的芦草。

芦草，即芦苇，亦称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古诗词中经常提到它，足见在骚人墨客心目间，它也算一道颇堪赏读的风景。镜头里、画面上、诗词文章中，只要有了那么几束临风摇曳的花穗，立马便活泛、生动、爽朗、辽远起来。但在家乡人眼里，它不过是普通的茅蓬野蒿，不需费工费时，又能提供生活的不时之需，故称之为“草”，这并无轻忽的意思，反而多了几分亲近。

去年冬天，我得了一种俗称“打嗝”的毛病，虽无关紧要，却顽缠，麻烦，闹得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为此想过不少法子——憋气深呼吸，大口吞咽热水，筷头轻触咽喉诱使作呕等，逐一试过，都不管用。去医院就诊，说是腹腔横膈肌痉挛所致，用过一些药，也没明显效果。恰在那时，老家有人打电话过来，没讲几句便听出蹊跷，说，是打嗝啊，告诉你个偏方，准行。也是病急乱投医吧，将信将疑照记下来：芦根、柿蒂、竹茹各10克，丁香6克。到中药房，坐堂医生看了，说治呃逆吧，可以试试。不想这一试，也就十来副汤药，那饿鬼般纠缠不休的病魔竟然真就被制服了。民间偏方中，芦根是治疗许多杂症不可缺少的一味草药，虽不值钱，却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医人无数，应算一大功德。

芦草每年四月发育新枝，端午前后，正是叶片舒展、生长旺盛的时候，乡下人会把芦叶采摘下来，束成小把，拿到城里头换钱。过端午包粽子，是老家瓦窑堡家家看重的节庆之一，我家人多费事，端午的头天就得开始准备，要把软米(糜子)、大枣、芦叶、马莲条分别盛到瓦盆里泡好。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端一小凳，坐在这些水淋淋的盆具间，像一位老道的艺术家，开始了熟练的操作。包粽子说难不难，但真要把它包得大头尖尾、见棱见角——按母亲的说法要“俊模俊样”——也不容易。因芦叶窄，母亲一般视叶片宽度将两片或三片叶子叠平整，先用左手拇指压在掌心，再用右手自如地卷成漏斗状，并依次充入软米、大枣，然后把“漏斗”上部预留的叶子折回来包裹严实，同时迅速用马莲条缠绕捆好。这期间，左手是无法动作的，全靠右手和牙齿的灵巧配合。我试过几次，不是漏米，就是散架。母亲说，你们要都会，早不要我了。母亲做的粽子个儿大，每个有二两重，味道清香，冷热可食，冷吃比热吃更好，爽口，筋道。现在商店买来的粽子，无论“稻香村”的还是“宫颐府”的，精致是精致，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记忆深处的那种口感这常让我想到千年以前在洛阳为官的吴中张翰因“莼鲈之思”而怅然若失的慨叹。

深秋季节，芦草成熟，寒风过后，芦叶尽落，此时也正是农闲时间，勤快的庄户人便把野地里的芦秆收割回来，破成篾子，或自己动手，或请专门的篾匠编织成炕席，除自家用外，还扛到集市出售。这编席子也算得上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心灵手巧的，编出的席子平整细密，色泽光洁，手艺不好的，做出的活粗粗糙糙，松紧不一，两者价钱相差很远。那时的瓦窑堡无论城乡，家家住窑洞，户户有炕，席子是少不了的。城里人过年，即使光景差些的，也要刷窑洞，换窗纸，买年画，贴对联，到年三十，生熟茶饭料理就绪，就换上新买的炕席，满窑洞顿时给衬托得豁亮起来，人们的心情自然也振奋了好多。正因此，年节的农贸市场上，席子成了抢手货。城门外的河滩上，看成色的，量尺寸的，谈价钱的，人来人往，煞是热闹。农民由此有了一笔额外收入，一年的油盐钱和孩子的学费有了着落。

陕北人生性达观，日子苦焦，但苦中作乐的文娱生活是不能少的。通常的娱乐方式除了唱曲子、听古朝、闹秧歌之外，每到农闲时节逢集赶会时，还会有自乐性质的“道情”班子哄场助兴。每个班子八九人，都是地地道道喜欢热闹而又有一定文艺特长的农民。演出时不化妆，以说唱为主，同一表演者可扮演不同角色，却也能把剧情演绎得跌宕有致、声情并茂。乐器道具因陋就简，一块头帕代表小姐，一柄扇子就是秀才，锣锣鼓鼓，三弦胡琴，都是自制的。其中有一种叫作“管子”的乐器，就是用苇秆做成的。管子类似洞箫，长短只有一尺，也是七孔，另按顶端的一个“咪子”，便可随剧情变化吹奏出或雄浑激越或悠扬委婉的不同曲调。这管子音色清亮，传声远，在整个乐队中起引领作用，山背后、沟道里的行人，听见管子的声音就知道有道情演出。

芦草生命力强，耐瘠薄，但性喜阴湿，在干旱的陕北高原也只有山坡背阴处和沟底河湾里才偶一可见。那些零零散散生长于荒山野地的芦草，虽不入大师法眼，在杜甫、范仲淹写于陕北的《羌村三首》和《渔家傲》中也没有留下些许踪影，但却在艰辛岁月里竭尽所能，倾其所有，给家乡父老那么多帮助，那么多便利，也为我寂寞的童年生活增添了那么多乐趣，我是应该写写它的。我对它情有独钟，常常感念它，一如感念那些普普通通老实厚道的父老乡亲。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草。

但不是每一个会思想的人都有芦草的飒爽、慷慨。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