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没有成为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

特征二:美,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

特征三:美,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黛玉、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已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

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以至于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统、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