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只关注“客观数据”的呈现，而缺少对“主观数据”的反映。从社会学角度看，所有数据说到底都是有关“人”的符号，因此，符号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我们真正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如果脱离了人及其所在社会的价值本性，无限放大大数据的效应及其影响力，就可能本末倒置，最终产生许多难以预期的后果。数据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无论是可以数字化的数据还是不可数字化的数据，其比较、分析和归纳其实反映的都是人在符号层面上的一种互动。大数据是汇集了行为主体、时间、地点三个维度的“数据宇宙”。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的信息更多的是以数据为载体来进行互动的。如果人及其各类社会行为都仅仅被看作一个个数据符号，我们就很难从数据中解读出充满朝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很难从数据塑造出来的没有个性特征的人去推导群体样态和社会构成。

犹如网络一样，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巨量化的大数据在给我们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带来便利的同时，实际上也掩盖了许多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的意义。在连续的巨量数据海洋中，许多本身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它们在大数据霸权面前会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品，大数据简化了人们对数据差异性的认知。大数据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数据样本巨量，更在于其多源异构、多实体和多空间之间的交互动态性。当前，只有少数人掌握处理这种复杂的巨量化大数据的技术，这很容易导致“数据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大数据滋生出“数据暴力”是大数据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数据的价值只有在其能够被规范成为可供分析的形式之后才能最大程度地被挖掘出来。然而，在巨量的大数据面前，实际上可供规范分析的数据只是极少数，许多数据都停留在“碎片化”阶段而难以被真正挖掘和分析。对这些碎片化的数据进行清理，形成规整的结构，是大数据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根本所在。在大数据中，其研究范式重在发现而不是推论，运用大数据进行各种分析不应像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那样通过假设检验来进行推论，而应通过数据的总体归纳来达成对社会现象的总体分析。这不仅要求我们在数据清理技术、存储结构上进行优化，而且要在数据采集环节尽可能地做到规范，否则就很难获得对复杂事物的系统认知。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大数据本身，而且是大数据背后所隐藏的我们想要获取的各种信息资源，而这些信息资源可能只占数据总体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从这个角度说，大量的信息其实都是垃圾。不仅如此，许多大数据本身就是模糊的，其中含有大量虚假和有害的内容。如果我们纯粹凭借数据来判断和分析人类行为，甚至不假思索地去利用和传播某种数据，就会导致许多误判。因此，未经前期调研论证和规范分析所获取的信息，其数据量越大可能越模糊，其得到的垃圾信息也就可能越多，这也为各种数据造假和不当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们必须学会辨识和判断数据的真实性，避免因盲目的数据崇拜造成误判，甚至迷失在大数据的洪流之中。

（摘自《大数据热中的冷思考》有删减）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额尔齐斯河畔

刘斌立

额尔齐斯，一条流向北冰洋的河。

源自阿尔泰山的融雪，冰冷着额尔齐斯河，她一路向北，湍急的地方可以击碎岩石，而舒缓的地方柔美得像图瓦人里最美的姑娘。

鄂尔德西静静地坐在河畔上，他的嘴角微微有些上翘，那是黄昏最后一刻的阳光披到了他的身上。20年了，他知道每天最后一刻的霞光收拢在河畔的位置，他从没有坐错过。

鄂尔德西深深地吸了一口带有河水潮气的空气，无比幸福地托起了一直依靠在他身边的草笛。那根叫作“楚尔”的乐器，是鄂尔德西一生的珍爱。于是在落霞过后，在天色渐暗时，在额尔齐斯河平缓的流淌声中，楚尔响起了她震颤的和声。她的声音深沉舒缓、悠扬婉转，全靠舌尖控制着气息。在鄂尔德西老人的嘴里，楚尔更是美妙而又神奇地可以同时吹奏出两个声部。

那个黄昏，鄂尔德西又在额尔齐斯河畔吹起了《美丽的喀纳斯姑娘》。

一阵缓慢但异常沉重的咳嗽声，突然打断了那美丽的乐曲。鄂尔德西脸上的幸福被肺部剧烈的疼痛替代，他只能放下楚尔，用双手紧紧捂住自己的胸膛和嘴……

鄂尔德西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老人，这个电话我已经等了两年。

10天以后，我和5个图瓦少年围坐在鄂尔德西的周围，听额尔齐斯河倾诉着她的衷肠。而鄂尔德西的楚尔正轻柔地哼唱。65岁的鄂尔德西，已经是一个晚期肺癌病人，不能再完整地吹奏哪怕一首乐曲。他只能断断续续地给我和孩子们讲解吹奏楚尔的技巧。

半年后，鄂尔德西只能卧床了。在他那间小木屋里，听我们用粗劣的技巧吹起楚尔。每每这时，他总是看着窗外，那里有一个他深深爱着的姑娘，已经在那儿沉睡了20年。

那样的日子只延续了3个月，我和那5个少年一起将鄂尔德西以及他的楚尔埋葬在那个姑娘的身旁。我听说，鄂尔德西和那个叫作艾琳娜的图瓦女孩，相识相爱于额尔齐斯河畔。那根楚尔，曾经是他们相爱相伴多年的见证。两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鄂尔德西都要在额尔齐斯河畔吹起楚尔，他的艾琳娜就坐在夕阳最后的霞光下面，沐浴着爱和那些美妙的旋律。《美丽的喀纳斯姑娘》就是鄂尔德西为她写的曲子。

我终于决定离开阿尔泰，离开额尔齐斯河畔。我最终也没有真正学会楚尔的吹奏。两年前，在额尔齐斯河畔听到了鄂尔德西老人天籁一般的旋律，我想留下跟随这最后一位会吹楚尔的图瓦老人学习。我整整等了两年，一直等到他即将离世的时候才给我打了电话。

“我觉得现在的时间可以了。”鄂尔德西在电话接通后，讲了第一句话。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传授我了。”我不知道我为何如此平静，其实我在美丽的额尔齐斯河畔整整等了他两年。

“我想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曾经答应过艾琳娜，我的楚尔今生只为她吹响，我做到了。”老人有点激动，又开始了一阵猛烈的深咳。

“这两年我走遍了图瓦人的村子，几乎没有人会吹了，更别说吹得像您这样好的。”我在为这么好听的乐器而惋惜，楚尔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孤品了。

“哦，哦。”老人想起了什么，在电话那头应答了两声又沉默了。

“你帮我选5个图瓦少年吧。”老人平静地告诉我。

在挂断电话前，老人对我说，楚尔不仅是他和艾琳娜的，也是图瓦人的。

我那时并不知道，我无意中促成老人收下了5位图瓦少年教授这民族最后的传承。

我背着行囊沿着额尔齐斯河离开的时候，听到了5位少年为我吹奏的曲子，那曲子一直弥漫在那漫山遍野的落叶松林中，在那山林溪涧，我仿佛看到鄂尔德西与艾琳娜又幸福地徜徉在永恒的岁月里。

我再也没有回到过额尔齐斯河畔，但我知道，远山落红时，那空灵悠远的美丽旋律一定会在图瓦村落中响起，她也会随着额尔齐斯河的波涛，一路向北，流向北冰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