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工智能的巨大能量直到今天才真正爆发出来?人工智能学者、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主任杨强表示，这并非偶然。因为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算法”这两个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才实现完美结合─算法迭代离不开大数据“土壤”的培育，而运算数据也需要先进的算法才能“玩得转”。“硬件环境也十分重要。人工智能有今天的发展，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软件、硬件、数据等条件一个都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云知声”CEO黄伟表示。

如今人工智能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在黄伟看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按照机器思维能力分为感知、认知和主动思维三个阶段。目前，人工智能仍然处于感知和认知的阶段，远未实现主动思维。但在前两个阶段，人工智能已展现出非凡能力，成为人类的好帮手。

（摘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人工智能》）

2017年，回顾中国市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7月末，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三步走”战略，规划了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人工智能研发攻关、产品应用和产业培育等方面的基本路径，勾勒了中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基本蓝图。11月，科技部公布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科大讯飞四家企业。

继“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之后，中国又将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政府、学术界、企业界、投资界和创业者们的共同推动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经成为一场新的“全民运动”，展现出了超越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相关报告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将以50%的增速逐年增长，远超全球市场20%的复合年增长率。中国正在成为人工智能最具潜力的国家之一。

（摘自《“数客”观点：中国企业应当积极拥抱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刻的技术变革，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很多就业岗位都会面临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和奥斯本的估算，美国的就业人口中，大约有47%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的这一比例甚至会更高。

据报道，送孩子参加编程学习班，正在悄然成为中国家长们的一种时尚。究其原因，是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面临就业压力，因此尽量让孩子提前学好编程这门在人工智能产业中急需的知识，避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

（摘自《人工智能时代教育》）

因为非洲大片地区史无前例地遭到埃博拉病毒的侵袭，很多人提出是否该允许未经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投入使用。因为这种病能让高达90%的感染者致死——死亡率甚至超过鼠疫——因此，在这样的特例下放松临床医学规范似乎不是坏事。但这项建议诱发了复杂的伦理问题——而局势的紧迫性又不让人有太多时间考虑。

埃博拉出血热之所以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是因为传染性疾病大多非常狡猾。病毒的传播起源于动物种群，而动物体就像蓄水池一样，病原体在其中不断发展变异，研究人员因此很难跟上传染病的变化速度。但另一个原因是制药企业对生产疫苗越来越失去兴趣。事实上，今天生产疫苗的企业只有4家，而50年前，共有26家疫苗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知道生产疫苗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因为缓慢的制造过程造就了漫长的疫苗导入期。

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疫苗生产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反对情绪甚嚣尘上就是一例。

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最近宣布正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学院一道开展埃博拉疫苗的试验工作。因为还要完成两个阶段的试验，疫苗无法在2015年之前面世。

试验过程引发了人们对类似的临床过程过于繁琐的攻击。但这样的批评其实缺乏依据，因为接受试验药物的志愿者可能造成严重疾病甚至死亡。事实上，I期试验既危险又在道德上非常棘手，这意味着必须秉承极度的小心谨慎行事。

2006年，新药TGN1412的I期试验被迫暂停，因为本来健康的志愿者表现出多器官功能衰竭，有些人险些丧命，很多受试者可能永远无法彻底康复。

但如果受试者本来已经患病呢？1996年，在尼日利亚北部脑膜炎大规模流行期间，辉瑞制药公司向医务人员提供了口服抗生素特洛芬（Trovan），目的是与另外一种药物头孢曲松进行对比。

特洛芬试验期间有11名儿童死亡，其余的人留下了终身残疾。但特洛芬试验的死亡率还是比脑膜炎未经治疗低得多，这为今天人们服用未经试验的埃博拉药物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世卫组织已经宣布，在对抗埃博拉病毒时使用实验性血清“Zmapp”合乎伦理——这是一组混合基因工程抗体，旨在协助患者对抗埃博拉病毒。Zmapp还从未进行过人体试验，也从未获得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认证。

目前仅有极少量Zmapp存在，就连小规模生产也需要等上几个月。这使人们在道德上陷入两难境地：这样的稀缺资源该分到谁的手里？

起初的三剂Zmapp被用于治疗美国传教士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怀特博尔，两人最终都得以康复，余下的一剂用于治疗西班牙神父米格尔·帕哈雷斯，而帕哈雷斯现在已经去世。为何选择对布兰特利和怀特博尔用药，这曾经一度引起广泛争议，而有人从实用角度给这一做法给出了解释：理应先治疗医务工作者，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为他人提供帮助。但这一说法却无法解释为何选中75岁高龄的帕哈雷斯。

后来，为3名非洲医生提供治疗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实用主义选择标准的可信赖度。但无论如何，现有的Zmapp资源已经耗尽。

需要注意的是，从实用主义出发配给稀缺医疗资源的做法具有极大的争议。二战期间，当军医被迫配给有限的青霉素时，他们决定优先治疗性病患者，因为这些人可以更快地重返战场。但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更有资格得到药物。

如果把类似的道德因素加入到埃博拉病毒的治疗，我们可以说非洲人比西方人更有备选资格，因为非洲的医疗系统抵御埃博拉病毒的能力较弱。但你也可以说西方医务工作者有资格得到优先救治，因为他们主动去往疫区，救治那些别无选择的民众。

(选自《南风窗》2015年第1期，有删改)

汉学家字文所安谈及中国古典文学时指出：“古典作家的创作动力，于对不朽的期许。”所谓不朽，即是时间消弭的印痕，抹除生与死的界限，借助作品一次次地被翻阅，作家被读者不断地记起并评价。这样，古典作家的身躯虽不复存在，但其精神记忆永不消逝。

其实不单单是文学，任何一种艺术都带有对不朽的渴望。如果说作家书写的记忆是内在的、抽象的，那么，建筑家通过建筑表达出来的记忆则是外在的、具体的。建筑应当是诗意的栖居之地，除了实用之外，更应该有种意义上的指归。这就是说，建筑不单纯是技术的，还包含着人文性和历史性。古建筑和城镇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应当重新被记起和修复。

古建筑作为一种记忆，能提醒我们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些伤痕累累的建筑，控诉着战争的残忍和无情；那些宗教气息浓郁的装饰，表达着先人对宗教的痴迷；那些风格新奇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性。正如作品《时光之魅一欧洲四国的建筑和城镇保护》中写的那样，“历史建筑受到保护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历史价值，也因其固有的美、建筑质量及教育价值。”我们能在古老建筑里看到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它既有外在的建筑形式，又包含着深远的精神含义。

我想，若我们徘徊于某一个陌生国度，能迅速辨认出这是属于哪一国的建筑，那这个国家的建筑记忆便构建起来了。因为这些建筑所蕴含的文化和审美，决定了它只能属于这个国家。

保护建筑和城镇并不是一时就可以完成的，它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古建筑、古城镇因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后，需要做的就是保护原有特色和记忆，但要做到完全意义上的保护显然不太现实，保护本身，就是在改变原有的历史肌理，大多数建筑家就只能在保护和破坏之间寻找平衡点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建设速度也紧追其上，新的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这并不代表可以盲目追求新潮建筑，随意舍弃古建筑和城镇。对一个民族来说，古建筑和城镇才是根本，它不仅拥有自身的美感，更铭刻着一个国家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我们要建设文化自信，建筑和城镇保护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梁思成先生一生致力于建筑和城镇保护，他曾对学生说：“古建筑和城镇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梁思成先生深感古代建筑和城镇的伟大，他不遗余力发掘和保护被遗忘或者濒临消失的建筑。他知道，这些都属于中华民族，这些也都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像北京城墙、佛光寺、应县塔等，都已不单纯是外在的场所，而是内在心灵的完美展示，是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和内在心灵史。

唯其如此，保护中国建筑和城镇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建筑背后所带有的各种记忆。人是短暂的存在，但借助建筑、哲学、文学等等，我们或许能够超越这种短暂性，去追寻自己和人生的根源，从而获得长足记忆。中国建筑应当回归，应当凸显中国本土的建筑特色；建筑家应当担负起保护的重任，在重视历史肌理的同时，适度融进当代创造性，让建筑和城镇成为一个国家长久的历史记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