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甘于平庸的精神和魅力

——冯其庸的文化和学术人生

姚晓丹

“昔日之我即今日之我也，昔日之牧童耕夫，今日之学界野马微尘，皆一也。”冯其庸曾经这样自况。这个豁达从容、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从不向命运低头，一生颠簸辗转，而这一次终于没能抵过时间的催促，飘然而去白云之外，留下说不尽的书生意气。

很难用学界的单一范畴去定义这位老书生。文学家，红学家，书法家，画家，戏曲学家，考古学家？冯老自称“其庸”，然而他的学术涉猎，已然大大超出常人的范围，实在“不庸”。他致力于文化和学术的一生，留给世人的也是永不甘于平庸的精神和魅力。

书破万卷 路行万里

叶君远是1979年冯其庸带的第一批3位研究生之一，师徒交往38年。他还曾写过《冯其庸传》，为先生整理年谱。“冯先生一生是为了学术而生的，他非常勤奋，在读书、教学的时候，他所在宿舍的灯总是全校最晚熄灭的。先生写文章有个习惯，总是在文末写上完稿时间，于是，我们在翻阅他的文集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每每深夜才搁笔。他一生的巨大成就和他过人的勤奋是分不开的。”

在学术研究上，冯其庸讲究实地考察和书本相互印证。书破万卷，路行万里。“冯先生在读《史记》的时候，对项羽乌江自刎的情节存疑，于是他几次去安徽定远、乌江实地考察，写出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读《三藏法师传》的时候，先生对玄奘归国的路径存疑，于是他76岁再登高原，成功找到玄奘取经东归的入境处。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告诫学生的。”叶君远说。

至情至性 方正不阿

在对待学术方面，冯其庸至情至性，方正不阿。叶君远回忆：“他编辑《历代文选》的时候，有一些助手做注释工作。一位年轻的助手由于感情生活起了波澜，注释有些草率。冯先生审校之后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帮助他改正问题。对于领导干部，他也没有网开一面。曾经有一位领导想要报评副教授，冯先生作为系主任，他的签字至关重要，然而，冯先生就是不签。后来人事部门领导亲自和他谈话，劝他宽限，他无奈之下签了字，却马上补签一句‘我不同意’。”

对于学界后辈，他关怀备至，尤其是来自贫寒家庭的学子。

著名作家二月河，以前曾是红学爱好者，他早年寄给冯其庸一篇自己的红学论文。冯先生回信说：“你文笔好，试着写写历史小说。”二月河受到鼓励，写出了《康熙大帝》，并第一时间寄给冯其庸先生。“冯其庸先生连夜看了这部小说，读完后连声赞赏，并帮助二月河联系出版社出版小说。”叶君远说，“知名工笔画家谭凤嬛、雕塑家纪峰等，都出自冯先生门下，受冯先生教益。”

国学知音 后辈知音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冯其庸受聘成为首任院长，首先为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国学院的课程体系来自冯先生的建议，在此之前，学校多次邀请专家研讨，一直莫衷一是。原因很简单，专家自己就没有受过国学教育，完全没有经验。现在看冯先生的课程设置，其实是他当年在无锡国专经历的活用，‘国学概论’‘文字学’‘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版本目录学’‘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多都出现在国学院的课程之中。冯先生当初倡导三个办学特色，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说。

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国学院成立后，他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建言，倡议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以应国家不时之需”。

冯其庸曾赠给友人一首诗，讲他和《红楼梦》的缘分：“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深。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但是他的学生认为，红楼知音显然不能概括他的学术成就。“他还是国学的知音人、后辈的知音人、学术的知音人。”叶君远说。

（选自《光明日报》（_________）年01月23日 05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

“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A．冯其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阅读书籍时对玄奘归国路径心存怀疑，于是重走故地，终于找到玄奘取经东归的入境处，成功推翻了书本的说法。

B．冯其庸审校助手的注释稿件后，发现助手注释草率就立刻把助手批评教育一番。这从侧面反映了冯其庸对年轻人、对感情生活的态度。

C．冯其庸曾用一首诗来讲述他和《红楼梦》的缘分，但他的学生认为，他不是红学知音，而是国学知音、后辈知音、学术知音。

D．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立之初，由于许多专家没有受过国学教育，完全没有经验，因此课程体系设置就根据冯其庸先生的意见来完成。

材料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货币存在的形式更加虚拟化，出现了摆脱任何实体形态，只以虚拟形式存在的虚拟货币，它是一种计算机运算产生或者网络社区发行管理的网络虚拟货币，可以用来购买一些虚拟的物品，比如网络游戏当中的商品、装备等。只要有人接受，也可以使用虚拟货币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目前流行的电子虚拟货币主要有腾讯的Q币、新浪U币、网易POPO币、盛大元宝以及部分网络游戏的充值点卡，或者在线游戏的金币等。但并不是只有在线游戏和网络交易中使用的数字货币才是虚拟货币，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虚拟货币的概念。例如，小孩子玩游戏时可能用小石子当货币，用小石子在游戏中充当一般等价物;飞行常客里程数、积分兑换绿邮票以及客户回馈积分；买满10杯咖啡，第11杯就可以免费。这些都属于虚拟货币的概念，它已经渗透到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李天阳著《一本书读懂互联网金融》）

材料二:

电子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区别

(摘编自李德伟、李安渝、姚前、杨贻宏等著《互联网金融理论与实践》)

（注）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电子表现形式。

材料三:

同其他专用虚拟货币一样，Q币也存在线下的交易平台。既然存在线下交易，我们就不禁要问：Q币，你到底值几个钱？其实对币真实价值的质疑，也是对虚拟货币价值怀疑的一个缩影。首先，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虚拟货币似乎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但人们没有把它们当作真的货币来看待。货币的本质首先是流通的，其次才是一般等价物，而Q币等虚拟货币只是作为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已。其次，货币具有保值功能，这是因为货币有贵重金属作为抵押。而虚拟货币是一种没有贵重金属作为抵押的信用凭证，它只能用服务商的商誉作为抵押，因此是不可靠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货币不光具有价值，而且是价值尺度；而虚拟货币不具有价值，并不能充当价值尺度。因此，目前虚拟货币还无法成为统一的“网络硬通货币”;即使Q币成为统一的虚拟货币,也无法脱离网络。

(摘编自文真明著《一看就懂的金融常识全图解》)

材料四:

2017年12月，虚拟货币比特币（BTC）的市值迎来历史最高，截止2018年1月，1BTC价值约合人民币9万元。2017年2月，1BTC的价格涨至约8000元人民币，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翻了十多倍，这让许多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其实，比特币在2013年11月创下约7800元人民币这一“史上最高价”时，有极少数人认为这可能是人为操作导致。尽管比特币市值暴涨引发人为操作的质疑，但暴涨之势似乎停不下来，也因此存在巨大的隐患。2018年1月26日，日本第二大虚拟货币交易公司Coincheck召开记者会,称当天凌晨3时前系统遭到黑客攻击,几乎全部虚拟货币“新经币”(NEM)被盗,市值高达58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亿元)。这一史上最大虚拟货币失窃事件引发巨大轰动。虽然Coincheck公司表示将以日元来弥补持有者所遭受的资金损失，但《日本经济新闻》等主流媒体却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该公司对NEM货币持有者保护不利，在防黑客措施方面很不完善。

（摘自《世界文化》2018年第4期《虚拟货币:风险与可能并存》）

材料一：

1987年，广东台山海域发现一条满载货物的古代沉船。这艘沉船被命名为“南海 I号”。此后30多年，针对这条宋代沉船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截至2019年3月，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发掘出超过14万件各类文物。

“南海I号”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的“福船”类型；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福船”，实物，其船体结构和建造手段为研究南宋时期的造船技术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南海I号”的船体结构和船中瓷器情况来看，该船极可能是从泉州港始发，目的地有可能是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沿海这些地区，而对沉船上那些具有域外风格金器的产地研究或许能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

“南海I号”沉船由于受到海洋生户、非法盗捞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采用原址保护的方式并不适宜；沉船海域几乎为零的能见度和复杂海况又使得以水下考古方式进行的原地发掘无法科学实施。面对这一难题，中国水下考古专家创造性地扩“整体打捞”的方案，把沉船、船载文物以及沉船周围的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定的钢结构箱体内，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并迁移到可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中，进行后期室内发掘和异地保护。“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是我国海洋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相结合的一次重大创新性实践，在水下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摘编自魏峻《一艘自南宋船——开启中国水下考古新航程》）

材料二：

随着世界航海事业的飞速发展，水下的文化遗产开始得到不断的开发，同时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应根据国法则和条例，出台相关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条文，并制定相关的规范政策。因此，世界上9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参与制定，并于2001年11月2日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公约》强调的基本原则有：

（一）“为全人类利益。水下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各个国家都要对其进行保护。

（二）原址保护。鼓励人们以负责的和非闯入的方式进入仍在水下的文化遗产，以对其进行考察或建立档案资料，人们的这些活动不应该妨碍对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在允许或进行任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之前，就地保护应作为首选。

（三）不应该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以交易和投机为目的的商业开发。

（四）合作共享。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相互合作帮助，有可能的话，也应在对这种遗产的调查、挖掘、记录、保存、研究和展出等方面开展协作。

（摘编自万晓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原则的应用探析》）

材料三：

1985年初，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打捞了一艘我国古代沉船“泰兴号”，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出于“物以稀为贵”的想法，哈彻砸碎了其中60 多万件，将剩下的交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那次专场拍卖，共计出现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国家文物局得到中国瓷器将被拍卖的消息时，曾经试图阻止，惜未成功。于是，文物局委派专家携3万美元赶赴荷兰进行回购。但高出起拍价十倍的成交价让我们在拍卖之时根本无力举牌，最终黯然归国。随后“发展水下考古研究”的建议提交给了国家文物局。1987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从事水下考古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之后培养了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为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孙行之《中国水下考古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