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我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构建了全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为了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效果经得起检验，得到群众和世界认可，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必要的扶贫督查巡查、调查暗访和第三方评估具有积极意义，加大扶贫监督考核评估，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突岀特点之一。在脱贫攻坚战中，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利用扶贫搞腐败等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来解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我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方略。以贫困人口和贫困户为直接扶贫对象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区域性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这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的又一突出特征。我国为真正贫困人口家庭建档立卡，做到了扶真贫，这是一项极其细致又很复杂的艰巨任务。精准识别对于精准帮扶和精准脱贫至关重要。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岀现“干部干，贫困群众看”的尴尬局面。针对外部帮扶带来一些贫困群众过度依赖帮扶和“以贫困为荣”等现实问题，我国扶贫工作中越来越重视既要脱贫、又要扶志扶智，激发内生脱贫动力，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任务之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设定了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具体目标。我国脱贫攻坚不仅为人类减贫目标作出突出贡献，而且走高质量脱贫道路的经验对世界减贫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在扶贫实践中形成的思想和做法对全球减贫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网》作者：李翰祥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中国已让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扶贫攻坚是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和任务之一，中国力求到2020年帮助70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脱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强化对深度贫困地区支持，中央财政新增扶贫投入及有关转移支付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对于中国的扶贫成绩，印度《金融快报》表示，虽然印度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则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报道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指出，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从农业向知识技能密集的转变。“4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农业型经济体，如今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人民正在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转移。”

中国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摆脱贫困的故事，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执行了正确的政策的特定事例，同时，中国也抓住了全球化兴起的机遇。今时今日，类似的事情不大可能再次发生。”

《中国日报网》作者：高琳琳

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开始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各项措施的安排，对扶贫帮困工作的进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当前，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这项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有任何杂音。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全力打响扶贫攻坚战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扶贫工作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时有发生，这为下一步的扶贫工作提出了警示。因此，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应当并重，监督方式也应当多元化，让贫困人口对扶贫政策有充分的知情权，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尤为重要。

既为见证中国式扶贫的艰巨和成就，也为更好推动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第一财经数路记者深入贫困区县乡村，感受贫困群众的喜乐哀愁；随驻村帮扶干部的脚步而动，看扶贫工作的细致和艰辛。记者们历时近百天，从电商扶贫、易地扶贫、干部驻村扶贫、社会力量自发扶贫以及市场化扶贫等角度进行了调查和报道。

我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正是“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终极目标。

《搜狐网》

互联网空间也被称作“赛博空间”，这一称谓实际上和一项与互联网诞生息息相关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诺伯特·维的在1948年提出的“控制论( cybernetics)”， “cybernetics”其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作之术”。在控制论的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堆纳和阿图罗·罗格布鲁斯、朱利安·毕格罗在1943年提出的“负反馈理论”。反馈理论指的是将系统的输出结果返回到输入端并形成新的出结果。如果输出端和输入端作用相似，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增大，形成正反馈；如果输出端和输入端作用相反，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减小，形成负反馈，进而使得系统趋于稳定。对互联同发展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我们当今所来用的互联网应用架构，源自美国军方在1969年发布的“阿帕网”。

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开发的军用网络系统“阿帕网”投入运行。正如“阿帕网”的开发者和资助方所暗示的，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互联网事实上是冷战的产物。 DARPA成立于1958年，当时名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虽然名称中不带有“国防”元素，但是这个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并且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苏联在前一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在“阿帕网”的孕育过程中，控制论心理学家利克·里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因其在哈佛大学心理声学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两个同样受美国军方资助和影响的科研机构，前者负责解决军事沟通中的嗓音问题，后者则直接为空军研究“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利克·里德在1962年告别大学前往国防部高级研完计划局担任控制研究项目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大约资助了全美70%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而在这过程中，除了包括 DARPA、海军研究办公室、国家航天航空局、国家自然基金等美国军方和政府主导的科研资助外，贝尔实验室、梅西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民间企业和组织也通过举办研讨会、科研合作等方式资助相关研究，构建起了军队、政府，工业企业和科学家共同体的“铁三角”，塑了一个“通力合作”“资源共享”“相互协作”的“创新典范”。

苏联在1950年代就初步完成了“综合自动化传播网络”和“国家计算中心网络”等军事网络系统。在1962年，苏联科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提出，为了更加精确而实时地获取全国经济核算数据，完善计划经济的信息规划和管理体制，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建设苏联的“全国自动化系统(OCAS)”。在这一民用互联同系统的构想中，甚至还明确了网络节点架构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逐级分散的树状结构——这一结构在保障节点之间互相连接的同时，还明确了个别母节点的授权机制。然而，历史的最终进程很显然昭示了格卢什科夫的伟大构想终究只能成“构想”。苏联的互联网发展因为部门之间的扯皮和地方官僚的破坏，最终以格卢什科夫的去世告终。

1970年，在美苏争霸之外的第三世界，发展出一条“智利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统阿连德邀请英国控制论学者塔福德·比尔主持开发一套名为“Cybersyn”的赛博协同项目。 比尔设计了一个三级协同系统:一级系统负责监控二级和三级系统是否按照系统目标运转，二级系统负责横向协调三级系统之间的关系，使得三级系统的各部分知晓彼此之间在做什么，三级系统则需要知道系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只需要执行有益于该目标的行动即可。智利的五联网探索具有杜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必然。美国的贸易禁运，使得智利既离了全球市场，从而“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基于“落后技术”，依靠车间工人能动参与的“先进设计”；而在社会主义阵营，智利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远小于苏联，使得互联网系统灵活调控经济成为可能，而凝聚全国共识的阿连德政府有效避免了官像体系的内耗。然而，随着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阿连德饮弹自尽，“Cybersyn”项目的工程师开始焚毁项目数据和资料——新技术的诞生、发展、爆发和消亡，最终还是离不开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额尔古纳河右岸（节选）

迟子建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我的弟弟鲁尼降生了。一看到鲁尼的笑脸，父亲阴沉的脸也会变得和颜悦色了。

父亲一心想把鲁尼培养成一个出色的猎手，因而鲁尼八九岁的时候，只要不是去离开营地太远的地方狩猎，父亲就会带上他。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夏夜，是个满月的日子，我正跟着母亲在火塘边捻筋线，鲁尼跑进来，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会儿父亲要带着他，乘着佳乌（桦皮船）去河湾打猎。我对堪达罕（兴安岭森林里体态最大的动物，学名驼鹿）并没多大的兴趣，但我很想乘坐佳乌。我央求母亲，让她跟父亲说说，把我也带上。

林克背着枪，带着我们穿过松林，来到河畔。路上他嘱咐我和鲁尼，上了佳乌后，不许大声说话，不许往水中吐痰。

那条河流很狭窄，水也不深，林克就像揪出一个偷懒的孩子似的，把掩藏在河边草丛中的桦皮船拽出来，推到河水上。他先看着我和鲁尼上了船，然后自己才跳上去。船悠悠走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耳边有阵阵凉风掠过，非常舒服。在水中行进时看岸上的树木，个个都仿佛长了腿，在节节后退。好像河流是勇士，树木是溃败的士兵。

林克将桦皮船荡进湖泊，我们划向湖对面一片起伏不大的山峦。林克上了岸，他让我和鲁尼不要下船。父亲一离开，鲁尼就吓唬我说，快看，前面有狼，我看见它的眼睛发出的亮光了！我刚要叫，听到了鲁尼的话的父亲回过头来，他对鲁尼说，我怎么跟你说的了？一个好猎手在出猎的时候是不能胡说八道、多嘴多舌的！鲁尼立刻就安静下来了，他用手指轻轻弹了几下船身，就像敲着他自己的脑壳反省似的。

林克很快回到了船上，他小声对我们说，他在岸上的草丛中发现了堪达罕的粪便和蹄印，粪便很新鲜，说明几个小时前它还来过这里。从它的蹄印来看，它是一头成年的堪达罕，很有分量。林克说我们到对面的柳树丛中守候它。我们把船划到湖畔的柳树丛，桦皮船夹在其中，也就成了一片陆地。我们潜伏在船上，林克让鲁尼帮他把枪膛上了子弹，然后用手指在嘴唇那儿竖了一下，示意我们不可出声。

我们敛声屏气地等待着。

父亲咽了口唾沫，我听见了“嚓嚓——”的声响，这“嚓嚓”声很快变成了“噗噗”声，循声望去，发现一团灰黑的影子正在湖的对面移动！父亲抑制不住兴奋地“哦”了一声。

堪达罕在夜色中镇定自若地行进着，父亲瞄准了它，然而未等他射击，它突然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当堪达罕离我们近了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看它的模样，它一定是胃口很大的，万一父亲打不中它，它反扑过来，我们的佳乌就会被它踏碎，我们只能逃跑。如果跑得慢，被它逮着，定是九死一生了。

林克确实是个优秀的猎手，当堪达罕沉入水中，让湖面的月亮又圆满起来的时候，他非常镇静，耐心等待着。直到它从湖水中站了起来，心满意足地昂了晃脑袋，打算上岸的时候，林克才把枪打响。枪响的时候，我的心也仿佛跟着蹦了出来，我看见堪达罕栽歪了一下身子，似乎要倒在水中的样子，但它很快又站直了，朝枪响处奔来，我顾不得林克的嘱咐了，我哇哇大叫着，魂魄已被吓丢了七分。林克又在它身上连打两发子弹，它才停止了进攻。不过它也不是立刻就倒在水中的，它像酒鬼一样摇晃了许久，这才“咕咚——”一声倒下了，溅起一朵巨大的水花。鲁尼欢呼起来，林克也长吁一口气，放下枪。我们又等待了两三分钟，确定它已无声息的时候，这才撑着桦皮船，从柳树丛中穿梭而出，飞快地荡到湖心。

堪达罕的头浸在水里，身躯只露出一角，好像一块被磨去了棱角的青石。鲜血已把湖心染成黑夜的颜色。想着刚才还在悠闲潜水吃着针古草的它说没气就没气了，我的牙齿打颤，腿也哆嗦起来。而鲁尼却是那么的兴高采烈。我知道，我永远做不了出色的猎手。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已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