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根系”这一概念是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苏先生认为，中华文明起源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关中西部起，经山西全境向西北至内蒙古河曲地区，向东北经冀西北延伸至辽西地区，形成“Y”字形文化带。这一地带是中华诸文明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也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红山文化处在“Y”字形的右上部，是直根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文化和中华古文化都有着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安阳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内上千座祭祀坑和卜辞中对先公先王各类祭祀礼仪的记载表明，商代的祖先崇拜十分发达，为国家重典，礼繁而隆重，向前追溯到史前时期顺理成章，但目前所知的史前文化中，只有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可以与之有较为紧密的衔接。红山文化被认定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发达的祖先崇拜是一个主要实证。

祭祀遗存的规范化也是理解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重要方面。苏先生最早注意到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是在发现东山嘴遗址之时。这个遗址面对河川和大山山口的高岗，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完全不同于其他史前文化，却与后世建筑，特别是礼仪性建筑如天坛、太庙、明十三陵的布局相近。红山文化建筑地址的规范化可视为中国传统祭祀礼仪的源头所在。

红山文化是史前两大玉文化中心之一，其玉文化具有高度抽象化又高度规范化的特点。以其中的龙和凤题材为例，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凤造型都已定型化，商代玉龙与玉雕龙在造型上一脉相承，玉凤的翅与尾的表现方式也与商代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如出一辙。尤其是红山文化中已出现的龙凤合体题材，而且设计精妙，神态成熟，是后世玉器基本造型龙凤玉佩的祖型。这是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一个显著标识。

同玉器规范化和制度化相关的，是红山文化特殊的埋葬习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唯玉为葬”。玉器作为古代墓葬随葬品，见于全国各地各时期的考古文化，但唯红山文化只葬玉器而不葬其他陶石器等。玉器是一种被赋予思维观念的非实用器，有别于来自生活和生产等实用性的其他随葬器物。独以玉器为唯一随葬品而排斥其他，当反映红山人精神重于物质的观念。礼的源头，是理解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重要方面。王国维释“礼”字的初型为“以玉事神”。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习俗是礼起源于史前时期最为典型的证据。一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现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这就再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

(摘编自郭大顺《为什么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①在所谓文学边缘化的时代，韩寒，这个戏谑、调侃的高中辍学青年，这个以赛车手为职业的业余作家，像这个戏剧性时代的一个戏剧性神话：他的博客点击率，已经超过4.5亿人次；在2009年，他被多家媒体选为“年度人物”；在2010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被《外交政策》选为“全球百大思想家”。有人据此认为， 。

②和郭敬明相比，韩寒展示了“80后写作”另一种可能性。在韩寒戏谑、尖刻的追问中，郭敬明营造的“幻城”⑴烟消云散，逐渐展现出冰冷的真相——“80后”一代依然生活在历史之中。如果说，郭敬明的写作是“小时代”写作，那么韩寒的写作则是对抗“小时代”的“大时代”写作，通过对于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反讽式的解读，重新建立历史与个人的关联，自由、公正等一系列“大词”，以及在“90年代”的范畴里被视为妨害“日常生活”的政治言说，在韩寒的杂文中被再次激活。对于“80后”一代，韩寒的写作提醒了一点，个人的体验与命运，终究和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关——而这是郭敬明高度抽象化的写作所努力抹去的。

③韩寒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来回应作为“内容”的当下中国。“80后”是在“80年代”历史终结后开始写作的。韩寒式的“大时代”写作，是“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以往回应“大时代”的艺术形式，比如充满悲剧意味的“呐喊”，已然被历史所摧毁，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伟大的遗骸。韩寒有意或无意地体悟到这一点，“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是一场文化游击战，不再是“子夜”时分的“呐喊”，而是历史尽头的“故事新编”，在囚笼般的历史内部——这是王小波作品中的核心意象——的戏仿、消解与颠覆。其实又何止韩寒，“90年代”以来的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比如《大史记》系列、《网瘾战争》等等，莫不如此。从“90年代”以来，一种抵抗性的新文艺思潮正在兴起，影响巨大，却长期缺乏必要的研究或命名，笔者在此姑且称其为“戏谑美学”，和我们所熟知的“五四”以来感时忧国、涕泪飘零的悲剧传统相对应。且容笔者下个大胆的断言，在当下中国，真正革命性的艺术形式，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④在一个确定性可疑的世界里，以不确定的方式游弋，韩寒的杂文写作，正是一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游击战。他的每一篇杂文，其精彩之处，都需要与戏谑的对象互文理解，这类似鲁迅曾经设想过的“速朽”的写作，不能也不屑留下“完美”的艺术形式供后世赏鉴。而且，在这场文化游击战中，由于父辈甚或祖辈们的文化乌托邦纷纷溃败，无家可归又不放弃抵抗——拒绝被吸纳到“幻城”⑵之中——的“80后”一代，注定是孤独的抵抗，这是真正历史性的“一个人的战争”。

⑤因此，韩寒的文学世界中，主人公只能到处游荡，不断地和世界的碎片相遇，并且对这一切予以讥讽。在《一座城池》、《光荣日》、《他的国》、《1988——我要和这个世界谈谈》中，主角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一个无家可归的远游者。

⑥然而，韩寒的致命之处也在这里。众所周知，梁文道等学者赞誉韩寒为“当代鲁迅”，这种说法在多家报刊和网络上很受支持。但是，鲁迅无疑要比韩寒复杂、深刻得多。和鲁迅“横站”的思想立场相比，韩寒信仰的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普世价值观”，虽有值得尊重的现实指向，但老实说过于简单。“价值观应该是差不多的”这种结论明显非历史化。无需讳言，包括韩寒对于“东方/西方”的理解在内，不过是一种通俗化的“自由主义”论述。这是另一座需要破却的“幻城”⑶，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但未必是自由主义的。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思想启示，但任何一种理论都同样值得警惕将自己视为“常识”与“真理”。

⑦如果不正视这一点，不必考虑其他原因，韩寒的写作恐怕也难以持久，他的博客会更新得越来越慢，直到退出历史舞台。鲁迅孤绝彻底、无所依傍的思想态度，让“速朽”的杂文变得不朽，而韩寒所凭借的通俗化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将迅速耗尽他的想象。毕竟，他的想象，就其根本而言，是“历史的终结”的想象，就此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因其过于完整反而更像是一个神话。当“在路上”的韩寒停下来的那一刻，韩寒就不再是韩寒，而是另一个郭敬明。

——选自2011.3《南方文坛》

铜茶壶

黄孝纪

母亲身边最值钱，并且陪伴她度过大半辈子的用具，要数那把铜茶壶。

铜茶壶的造型十分漂亮：平底，鼓腹，环状提手，壶嘴呈流线型，圆圆的壶盖上正中央镶嵌一粒金瓜，全用黄铜手工打造而成，并且在壶的颈部刻有父亲的名字。母亲非常满意这把铜茶壶，据说除招待匠人酒饭外，还花了几担谷子的代价。

饮茶的习惯已经融入母亲的血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烧火泡茶。母亲泡茶也很讲究，隔夜的剩茶，无论多少，她都要倒掉。在用铁鼎罐烧水的同时，母亲要先后用清水和沸水把铜茶壶涮洗两遍，然后放入自制的茶叶，再用竹筒勺子舀沸水灌满茶壶，盖上壶盖。为防止茶水变凉，母亲还要把一壶滚荼放在灶台的火边烤着，或者放在灶膛口的火子上煨着。

当母亲梳头洗漱完毕，我们也洗漱停当，母亲已在灶台前的案桌上插上吃饭喝茶用的接手板，端上刚从瓮里掏出来的腌菜，比如酱大头萝卜、辣酱蕊头、腌豆角之类。若是冬天，当然还免不了焖熟的红薯。奢侈的日子，还有炒花生、煨烫皮，甚至过年剩下的兰花梗。此时，一家人围灶台而坐，每个人的碗里都筛满金黄透亮的热茶，饮茶嚼物，其乐融融。一天的生计，自兹而始。

母亲喝茶的量大，而且必定滚烫，即便三伏的酷暑。每次喝茶，她必定一碗一碗地喝个痛快，喝得茶水“呼呼”作响。如果哪天母亲喝茶少了，不香了，必定是母亲病了。母亲病了，也从不吃药打针，按她的话说是“阴阴糊糊几天就好了”，其实是母亲怕花钱。她治疗自己的病一般是自己在颈脖上夹痧，或者叫我们给她背上刮痧，然后泡一铜茶壶滚烫的热茶喝。每餐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正是母亲或坐或站喝茶的时候。有时看甑里饭少，母亲会跟我们打招呼：“我已经喝茶饱了，你们把饭都吃了。”然后，继续一碗一碗“呼呼”地喝她的浓茶。

家里的茶叶，也全部是母亲亲自采摘和制作。母亲的茶叶有四种类型：一种是正茶，她要去五六里路远的西冲茶山去采摘茶叶，然后自己杀青揉搓，晒成干茶；其二是枫树叶茶，每年初春，村后的山上枫树长出粉红的嫩叶，母亲要提竹箩筐采来不少。枫树叶茶还是止泻的良药，尤其是生了虫屎的老枫树叶茶，效果更好；再一种就是混合叶茶，是母亲在春夏之交从田间地头割来的各种草木的叶子，混在一起晒干就成，盛夏泡茶是解暑的良方；还有野菊花茶，每年秋冬，村里村外，原野山间，到处开满黄色的野菊花，采来晒干即可，泡成茶水，金黄透亮，芳香四溢，虽有点苦味，母亲说就是靠它来清肝明目。

客人来了，或者乡邻相访，母亲多是以正茶相待。母亲是个好茶的人，又讲待客的礼数，她必定把铜茶壶重新涮洗，从篾茶篓里掏出正茶泡一壶新茶。佐茶的东西，母亲或者煨三五块烫皮，或者炒点黄豆豌豆花生之类，甚至炒一点高粱麦子，南瓜子葵花籽，都是自产的物品，尽管简单，也是上心上意。茶是一道道地劝，也是一遍遍地煨，更是一层层地浓，近了亲情，暖了乡音。

母亲有严重的胃病，估计与饮茶的习惯也有一定关系。有时我们把菜吃完了，母亲就在饭碗里倒入滚茶，草草吃了。即便夏日隔夜的馊饭，母亲从不舍得倒掉，也是用滚茶冲洗一番，自己吃下。母亲犯胃病的时候，脸面痛得扭曲难忍，常要用吹火的竹筒紧抵心窝，许久才能缓过神色。之后，她又是提着铜茶壶煨茶，一碗一碗“呼呼”地喝。

铜茶壶用久了，就会形容暗淡。母亲就从灶台灰坑里掏出柴灰，掺上水，将铜茶壶里里外外擦拭几遍，再用清水冲洗干净。顿时，一把金光夺目的铜茶壶又焕然如新。

西街三怪

贾大山

城里西街上，居住着三位老人，人称“西街三怪”。他们是于老、杜老和黄老。于老外号“药罐子”，杜老外号“火锅子”，黄老外号“神算子”。

药罐子

于老今天上火，明天肠干，伤风感冒不断，三天两头抓药、熬药，于是得了“药罐子”的外号。

晚上，尤其是冬天的晚上，李先生的小诊所里总是歇半屋子人，十分热闹。

一天晚上，大家正谈得热闹，于老来了。他说不行了，喉咙发干，四肢无力，浑身冷紧紧的。

李先生赶忙让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打开药橱，用小勺取出一粒药，放在桌上让他吃。

于老相面似地瞅着那粒药说：

“这是什么？”

“‘康泰克’，一种西药。”李先生告诉他。

“我不吃西药！”他说，“我这辈子，凡是挂‘西’字的东西都不吃，西药治标不治本！”

外号“火锅子”的杜老也在这里歇着。当仁不让地说：

“老于，西瓜，吃不吃？”

“吃！”

于老知道上了当，不再言语。

大家笑了。

李先生也笑了，给他讲了一番道理。李先生说中、西两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能妄加褒贬；又说中医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并非千古不变。所以，医家和病家，也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可拘泥一法，死认一门……

杜老笑着说：“我们不能迷信旧东西，但也不能盲目崇拜新东西。盲目崇拜新的，就会迷信旧的。李先生说是不是？”

“极是！”李先生说，“天下万物，无旧不成新，无新不变旧嘛！——老于，吃了么？”

于老看看桌子上说：

“吃了！”

李先生笑了说：

“好好睡一觉，效果更好。”

李先生送他回来，呆呆望着桌子底下，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情况，怅然一笑说：

①“唉，我在他心目中，也不过是一粒‘康泰克’！”

说着，从桌子底下捡起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看。

大家看清了，哈哈笑了——于老喝水的时候，那粒药滚到地下去了，根本就没吃到肚子里。

火锅子

于老爱吃药，杜老爱吃饭。

可是，一到春节，他便有些反常。整天少言寡语，食欲也明显下降。

女婚怀疑他得了什么病症，便到诊所去问李先生。李先生听了，朝给病人扎针的小床上一指，笑着说：

“这得请教黄老先生！”

黄老先生就是“神算子”。他闭着眼睛坐在小床上问：

“你们平常吃什么饭呀？”

“家常便饭呗。”

“他呢？”

“他老了，我们做小的总得给他弄点差样儿的东西吃，也就是炒个鸡蛋、买个猪爪子什么的……”

“正月里，还给他炒鸡蛋吗？”

“不啦。”

“还买猪爪子吗？”

女婿摇头笑了说：

“正月里，又是鱼又是肉，又是鸡又是鸭的，还炒什么鸡蛋，买什么猪爪子呀？”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黄老说，“你那老泰山，有一种心病：口说知足常乐，心想高人一等。平常和你们吃的不一样，他就高兴；现在一样了，他就不高兴了。”

李先生哈哈笑了说：

“黄先生有什么妙方不？”

“有。”黄老睁开眼睛，对杜老的女婿说，“你们吃饭时，不要叫他。你们吃饱了，把剩下的莱呀、肉呀，朝锅里一倒，热了给他吃，记住，得说‘折罗’！”

正月十五晚饭，闺女、女婿如法做了，杜老果然吃得高兴！晚上观灯，于老碰见他问：

“老杜，吃了么？”

“吃了！”他呵呵一笑，说，“‘火锅子’！‘折罗’！”

于是，“火锅子”的外号就叫起来了。

神算子

黄老读过不少古书，到了“不惑”之年，人们说，黄先生开了“慧眼”啦，能看到未来的事情，他便得了“神算子”的美名。

黄老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在人们刚刚分到责任田的时候。人们穷怕了，一举一动都想卜个吉凶，都要问问他。他开始说自己不善此道。人们便说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你。他心里一高兴，便“开放”了：玄门真言、禅门偶语、毛主席教导、阴阳八卦，熔百家于一炉，给人们指示方向，解难析疑。先是无偿服务，后来变成有偿服务了。

自从变成有偿服务，人们常常望着他的背影说：

“别理他，半疯子！”

首先对他发生怀疑的，竟是于老。一天晚上，大家正在李先生的诊所里歇着，他来了，于老便问：

“老黄，你什么时候学会算卦了？”

“哪个算卦了？”他说，“我那一套，全是哲学！”

大家哈哈笑了，杜老说：

“哲学家，你看我的晚运如何？”

“你三十挨刀，四十挨炮，五十遭雷打，六十被火烧！”

“哎哟，我今年都六十四了！”

在一片笑声中，他灰灰地走了。大家想起昔日的黄老，觉得很惋惜。

于老皱着眉头想了一下，说：

“我看都怨大家！”

“我看不能怨大家，首先得怨他自己！”杜老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嘛！李先生说是不是？”

李先生点点头，看看于、杜二位，也笑了说：

②“唉，咱街上净出怪人，又净出哲学家！”

（有删改）

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所谓“禅让”，就是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如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禹之后，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诸侯分封、王位世袭。即便是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也是世袭的。天子只管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并不直接管诸侯内部的事务，诸侯内部的事务直接由被分封的诸侯管理。这种情形构成了中国分封制度下的“家天下”。

“家天下”意义上的“天下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这种“家天下”虽然是种古代政治设计，但并非一种政治权力分配制度，而是一种布德于民的政治运作方式。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能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是因为尧贤能，即便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以后，尧也总是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莱作汤。尧也成为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舜因孝而名扬于当时的上流社会，而被尧看重并禅位于舜。自古以来，舜也就成为中国孝文化的代表。禹也是首先因为在治水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能力而最终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禹可以说是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所以说，那个时代的“天下主义”是文化对政治的塑造，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文化的政治。

其次，“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最初是以血脉为纽带形成的。例如，禹开始实行世袭制，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即便在禹之前的尧舜时期，禅让制虽说是选贤任能，但部落联盟首领仍然在黄帝血脉之中传递。这并不奇怪，因为，古代更确切地说是古代族群——没有具体的物质效忠对象，只有一个精神上的效忠对象。如果一个古代民族对某一物体顶礼膜拜，如古代羌族把河中的白色石头作为圣物供奉于堂上，他们并不是效忠于一块河石，而是赋予了这块石头以特殊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他们效忠的是一种精神。而血脉在远古时期最能够体现族群的精神。后来，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道德、习俗、伦理等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秩序，所谓周人“承受天命，创建秩序”，并用道德观念来解释周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礼乐体系。不过，血脉仍被得到重视，所有分封的诸王，都是周天子的亲戚子弟。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王。

其三，“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是一种“分”的文化，而不是一种“聚”的文化。通过分封，周的权力是分散了，但其文化得以传播于“天下”；虽然权力分散，但周“天下”中的一切诸侯必须要经过周天子才能“上通天命”“上达天听”。由此可见，周是文化上的统一，周“天下”是一种文化秩序，而不是一种权力秩序。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周代的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以贵族间的婚姻和合作，借着祖先崇拜和‘天命’的观念，编织出一个统治阶层的庞大网络。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了数百年，终于形成了周代这个上层的文化同构性。所谓‘天下’，并不是真正的普天之下’，只是不同封国内城邑的居民，却还真是认同于同一个文化大系统。”

（摘编自胡键（“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