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②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我每年的日子，大抵是在写作和旅行中度过的。

③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因寂静、单纯而显得格外的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英英的茄子、油绿的芹菜、细嫩的西葫芦、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④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⑤我去香港两次，但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等。有一天下午，我外出归来，乘地铁在乐富站下车后，觉得浑身酸软，困倦难挡，于是就到地铁站对面的联合道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⑥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的绿等等。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⑦十一月上旬，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会后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⑧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汪继湘先生和儿媳王莎女士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汤道耕印”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的灿烂。王莎女士说，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扬州一觉，千年不醒

朱文颖

有一个梦，或者一种现实一一它从来未曾证实，但也似乎永远不被否定。

我一直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两岁，或者三岁，我们一家，我、父亲，还有母亲，在一个轻雾的早 晨，坐车来到水草极盛的河边，母亲替我梳着头发，然后指向远方：“喏，那边，那边就是扬州了呢。”

这个梦我母亲是否定的。她说她从来都没去过扬州，更不要说再带上我和父亲了，而我父亲则抿嘴一笑，并未正面回答。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神情里有着南方的含蓄与意犹未尽。

但这个梦于我却是无比真实，比很多现实生活更要真切无比。我固执地记得那个场景。我母亲把我抱在怀里，风吹过来，然后她的手指向薄雾深处的水域：“喏，看到了吗，那就是扬州啊。”

还有一件事也是奇怪而莫測的。十多年前，真实记忆里我第一次去扬州时，朋友带我游个园。

半园逛过，我说：“这地方我住过。”

朋友笑，说“不可能，这里从来不对外开放客居的。”

但我仍然固执，说真住过。而且是一间大客房，一溜下着蚊帐，纯白色的，像一朵朵夏日里也掩盛开的荷莲。

仍然是十多年前，个园游过的第二天，朋友开车送我去高旻寺。

恰是正午。一个小沙弥跑来开启铁门。寺静极，有几棵参天的古树。这江南四大禅院之一的高旻寺，正值改建，原先的正门封住了。朋友是旧地重游，于是感慨：全变了，不一样了，真的全不一样了。

在高旻寺用餐，饭堂正中是一张长条木桌，一盆白米饭。汤是青菜汤，另有咸菜、炒茄子等素食。我们—一坐了。菜极淡，盐放得很少，并绝无味精。虽然时候不早，已是饥肠辘辘，却仍然食之无味。因为在寺庙中与僧侣共餐，饭食是不能剩的，大家努力把碗中的饭菜吃完后，抹抹嘴巴，忍不住问道：“寺中的大和尚也吃这个吗？”回答说是，并告知这青菜与茄子还都是自己种的。不时有和尚吃完饭，默默站起身去刷碗，素色的长衫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天我没有多说话，我总觉得仿佛多问了这样的问题，多少有些影射出对僧侣清贫生活的鄙夷——而不知为何，这让我感觉羞愧。

因为和尚不肯收饭钱，所以朋友拿了钱出去捐募。这时我身边有人轻声说道，其实在庙中乞食，是必得的。因为僧侣们觉得，佛的也就是众生的，你问他讨取什么，他都肯给你。“真的全都可以给吗？”我又连问一句。重建的大雄宝殿金碧辉煌。因为还未完全竣工，殿内的脚手架还未拆除，但已可见气势的不凡与场面的恢弘。我们在殿内走动，现看四壁的佛教壁画。或许是殿大而空旷的缘故，讲话的声音发出了辽远的回响。忽然有一个年轻的和尚走上前来，说道：不要喧哗，有僧正在午睡。看一看就请出去吧。这和尚穿着深色的袈裟，眼眶很深，颇有达摩相。我们问他的籍贯，回答说河北。不多言。

出寺门，我竟有些恍若梦境的感觉。寺外荒凉，几片池墙。塘中却是残荷，不见花，光有大瓣杂芜的荷叶。身体在那艳阳下出奇的沉静下来，突然不太觉得热了。

我们朝河边走。走了很久，河边的水泥墙忽然不见了，面前是不宽的一片水域，有小艇停着，船上一位船夫，悠闲而坐，等待接渡者上船，然后把他们载向彼岸。可以望见河的对面，丛丛的树影。朋友说，对岸有一座庵。渐渐有摆渡者过来，背着大捆捕虾的虾笼，沿踏板上了船。

而河水，在烈日下闪着光，竟是通体透明。

后来就很长很长时间再没去过扬州。仍然记得那个两三岁时的梦。记得我固执地在个园里说：“这地方我住过。”记得十多年前高旻寺那顿清淡的午餐。记得烈日下淡到虚无的河水……一直记得扬州。

去年秋天我去德国。到了中部的一个小城镇——马戈的堡。我在地图上查找它的方位和知识——欧洲最重要的中世纪城市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大部分的统治时间都居住在那里，死后也葬在那里的大教堂；在二战时期，它是德国被盟军轰炸毁坏程度仅次于德累斯顿的第二大城市，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占领了该城。在两德没有统一期间，它归于民主德国，两德统一以后它现在是萨克森州的首府。

于我，这个地方和知识都是陌生的。

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先去看一个德国最古老的哥特式教堂。这个教堂在二战时被毁坏得非常厉害。德国人后来用一种专门的砖来重建它。这种砖据说是用特殊材质制成，被雨淋湿以后，这个教堂的墙面就会呈现一种非常古老的灰黑的颜色。那天我们到达的时候正好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很多的鸟群飞了起来，街上没有人。突然之间，我坐在黄昏的阴影里，发呆，心悸，惊惧，有什么东西曲折而缓慢地流过我的心头。

故乡。

我想到了“故乡”这个词。

我突然觉得，“故乡”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广泛的，有时候并不如同人们所说的那么狭隘。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扬州。

人类发展延续到今天，其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种类已经数不胜数，掌握、传承各种学问的学者 也随之数不胜数。如果以是否掌握、传承体系性的历史知识为基准来划分，则除了历史学者外， 其余学者都可笼统地称为非历史专业学者；而历史学者中又可细分为中国史学者、世界史学者、 某种专门史学者等。

各种历史学者，不言而喻，都重视对历史的观照，即具有“历史情怀”；至于非历史专业的学 者是否也对历史注意观照，即具有“历史情怀”，从实际情况说来，似是除部分人重视观照外，不 少人并不观照或观照较少，或虽然实际行动有所观照而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和主观自觉。在笔者 看来，非历史专业的学者也应该自觉地观照历史，要根据需要，给予历史以足够的观照。

一般说来，学者们所研究的对象千差万别，其所研究的学科名称多有不带“史”字者，这即是 本文所说的“非历史专业”。但是，非历史专业所研究的对象，实质上并非完全与“史”无关，因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产生、演变、最终消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总与其他事物 发生这样、那样的关联和相互影响。这些过程、关联、影响，岂不正是该事物的“历史”；研究这些 事物“历史”的学问，岂不正是这些事物的“历史学"。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笼统说来其余即为 大自然。人为万物之灵，其既对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也对本身以外的全部客观存在即大自然 不断深入地进行研究。鉴于这种情形，有人将人类的全部知识概括为人类史和自然史两大种。 这一概括是正确的。做出这一概括的着眼点，就是对人之外的客观世界（或称大自然）如实地以 变化之物和互相关联之物来对待。

由此看来，今天所谓“非历史专业"的学者，以变的观点观察自己研究的对象，重视了解、掌握其长期以来变化的历史及其中所体现的规律，由之很可能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从而为解 决面临的学科发展新难题找到原来不曾想及的出路。另外，非历史专业的学者在增强“历史情怀”中，也可以选读一些与自己不同行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些成果论述了人类认识和 改造自身及大自然的大量经验和教训，其中某些方面很可能使非历史专业的学者获得启示。如 果所选读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研究的对象主体，正与从事选读的非历史专业学者所研究的对象主体完全一致，例如研究历法某一专题的非历史专业学者，选读某一历法史学家的相应研 究成果，尤其易于获得有益的启发。

（摘编自南炳文《说说学者的情怀与史家的情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8 日）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資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的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两不仅局限于艺水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禳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富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路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画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考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視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件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遺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特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規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