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凤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文化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达经验的人——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哀  蝶

迟子建

我童年时曾是扼杀蝴蝶的小妖魔。大兴安岭有一种俗称“大马莲”的蝴蝶，深紫色，羽翼上有一点点赤金的颜色，它比一般在花间蹁跹的蝴蝶要大上好几倍，雍容华贵，飞起来姿态娴雅，美得令人炫目。这种蝴蝶不大喜欢徘徊花间，它们通常是在林间的草地上翻飞悠游。我和许多女孩子那时最热衷的事便是用衣服罩住这种蝴蝶，将它捉到手中，它的羽翼在我的指间簌簌抖动的时候，我们便将它在掌心拍死，然后在蝴蝶的蛹上插一颗图钉，将它按到白纸棚的灯畔。晚上拉亮电灯，哗地一照，灯畔那一圈已死的蝴蝶便栩栩如生了。

蝴蝶的美是靠羽翼的震颤来传达的，而它的死亡也是由此带来的。折断它的羽翼，它便丧失了传达美的能力。艺术的羽翼同蝴蝶一样是华美而脆弱的。比如一幅名画，它可以在欣赏它的人面前呈现丰满辉煌的羽翼，给赏画的人以一种心灵的沟通和震动，但同时，一把意外的大火会使它化为灰尘。比较而言，陶器的羽翼才算最为坚硬，无论风吹日晒雨淋，都无法伤害它的本质，即使深埋地下，陶还是陶，所以陶才最能成为中国的象征，才经久不衰。

我曾经异想天开，认为应该把伟大的艺术品放入坟墓保存。因为展览大厅明亮的光线会使一幅画改变颜色，人的混浊的呼吸会伤害画的神经。但是如果创造艺术是为了让它进坟墓的话，那么人类又如何进行艺术的传达呢?又如何进行精神的交流呢？人是渺小的，艺术却是巍峨的。我们无法得到梵高身上的一片指甲，但他的向日葵却比地球上所有开放的向日葵都灿烂、明亮和忧伤；我们无法得到柴可夫斯基的一根头发，可他的音乐的羽翼将在漫长世纪的空中低回，并且深深地感染着一代一代的人。所以我不再做把艺术品放入坟墓的梦想。我们庆幸人类的先知，他们创造了音乐、绘画、建筑、文学等等的艺术形式，他们向我们传达了已逝世纪的辉煌与宁静，喧嚣与平和，他们艰难地扇动着艺术的羽翼，告诉我们战争、和平、瘟疫、繁华、颓败等等人类曾经历过的一切，我们承受并延续着这一切。埃及的金字塔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永久纪念碑，也可能再过几万年没人会知道梵高、莫扎特、海明威这些在我们这个世纪仍被视为伟大的人物，因为艺术的羽翼既长久又脆弱，它很可能在飞向某一个世纪的途中而彻底消失在茫茫宇宙中，创造这艺术的人的名字也一同沉沉地消失。但这些担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总会有艺术的羽翼会飞向未来的天空，它仍能给人带来生存以外的惊喜和慰藉。如同童年时我在苍茫的暗夜中哗地拉亮电灯，能看到那圈美丽的蝴蝶一般。

我曾写过一篇悲观的文章《谁为这个世界送葬》，说是大地上翻飞的画卷、四散的书籍、破败的琴和空旷的建筑为这个世界送葬。当一颗流星最后一次划破天幕，它会看到大地上我所设想的壮观场景，没有比这种送葬更动人的了。

这种杞人忧天的想法其实缘自内心深处对艺术深深的痴迷和渴望，也可视为对自己精神追求的一种激励。于是，艺术会为这个世界送葬成了我深信不疑的一个真理。人死后暴露出的白骨是那么千篇一律，可人的心灵创造出的艺术光华却又是那么斑斓夺目。这样想来，艺术的确是完善人生的一种途径了。

当我按住蝴蝶，当它的羽翼在我指间轻轻颤动，我还会扼住它的呼吸吗？虽然我知道蝴蝶不经我的手早晚也会成为泥土的一部分，但现在我的心还是为二十几年前的过失而颤抖了。能够让羽翼震颤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不然那羽翼又有何用?静止千年的美，也抵不上飞翔一瞬的美更动人心魄，因为后者是一种流光溢彩的美。所以我深深祈祷艺术的羽翼不要轻易被人折断，让它自由地颤动并且深入人心吧。同时，我也愿意在这遥远的北国，深深地向着极北的童年生活领地鞠一躬，哀悼那些毙命于我掌心的蝴蝶。

（选自《我的世界下雪了》，有删改）

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常读常新的“五四”，已伴随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一抹青春记忆。

对于“五四”的内涵和外延，有着丰富的阐释。具体说，它指称的是发生于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学生为主体，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口号的学生游行示威事件。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的反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屈辱之愤懑情绪的总爆发。因此，事件后的第三天就有学者对其精神现象作了概括。作为五四运动主体，学生身份的罗家伦直接将其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与“民族自决的精神”；作为导师的陈独秀则将之呼为“直接行动”与“牺牲的精神”。

从外延上看，“五四”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它可以囊括自《新青年》杂志创刊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化大潮和思想命题。追溯五四运动前十年，呼唤青春应该说是文学与思想界的时代强音。时至“五四”，这一声音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一代又一代的启蒙先驱为这一美好愿景而不懈努力，携手共进。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振臂高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李大钊以《青春》为题劝告青年：“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陈独秀则以《敬告青年》与同仁共勉：“我辈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青春中国”之构想，已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最为重要的时代使命。

“青春”主题，基本元素集中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很容易形成共识，而在关于“五四”的价值、意义等问题上，近百年的时间里曾出现众说纷纭的不同理解。当年，“研究系”的刊物《晨报》与革命党人的刊物《民国日报》就在1920年5月4日“五四”周年纪念时出现了不同的发声。之后***与国民党对“五四运动”也都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考察近百年的“五四”研究学术史，学术界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也都在不同的学术视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和感悟。

对“五四”这样一个既不是短时段也不是太长时段的历史记忆书写来说，具有回归与再撰的双重要求。百年“五四”，我们可以将之定位为中时段：一方面，鉴于“青春”主题已经在原有本色上被年轮涂刷上了一层层五颜六色、缤纷炫目的彩釉，当下的整理研究就有必要溯源正本、剥茧抽丝，以得“始终”；另一方面，再撰的目的无非是在回归的前提下，重新书写“五四”的林林总总、逶迤曲折，从而进一步建构起“五四学”的学术思想谱系。对此，雅克·勒高夫说：“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无疑是把握或拿捏历史分寸的瓶颈。体现这些不同时期记忆史面相的是各种史料，只有大量收集，从中甄别，我们才能观察到“五四”历史之全部面貌、演进和重构之脉络、“五四”之永恒青春精神，才能以立体生动的历史记忆梳理“五四”的“来龙”、展望“五四”的“去脉”。

对“五四”的纪念，各个时期的报刊舆论也都充满了变化的时代感，这些公共舆论所构建起来的现实意义无疑都是为了解读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变化，“五四”记忆和精神在每个时间节点上都表现出最强的时代声音。同时，五四运动也成为诸多城市记忆之一部分，省域的、地域的、城市的，无论哪个层面，都体现出地方记忆对“五四”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的最显著认知。

郁达夫撰文纪念鲁迅时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借鉴这句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要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称得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有历史却总被遗忘，不能为其后人铭记，则是悲哀的、甚至是灾难的。从这里出发，为百年来一直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符号———“五四”，在每个人心中建造起一座历史博物馆，这是梦想，是情怀，更是担当。

(选自张宝明《钩沉一个民族的青春记忆》，有删改)

萨丽娃姐姐的春天

艾平

萨丽娃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

冰雪将茫茫草原覆盖，仿佛一片亿万年的大水晶，解析了太阳的光谱，遍地熠熠生辉。这就是草原的春天，明亮，寒冷，空旷，漫长。呼伦贝尔草原不知“清明时节雨纷纷”、“烟花三月下扬州”为何物，沉寂始于十月、十一月，延至次年的五月，直到了六月才肯葳蕤。

呼伦贝尔在北纬53度到北纬47度之间，几近冻土带，一年只有不足一百天的无霜期，春、夏、秋三个季节便挤在这一百天里奔跑，每一种植物都是百米冲刺的运动员，奔跑着发芽，奔跑着开花，奔跑着打籽，奔跑着完成生命基因的使命。你若细看草原上的那些芍药、萱草、百合、野玫瑰，就会发现它们都比内地的同类开得弱小、开得简单；那些毛发一样附在原野上的草类，更是生得低矮硕壮，因为它们没有时间拔高，必须快快成熟。乍暖还寒，草色遥看近却无，呼伦贝尔的春天在残雪中闪出，莞尔一笑，转瞬即逝。一夜南风，醒来时百草猛然长高了半尺，草原焕然碧透千里，如深深的海洋，波动在阳光下，泛起绸缎般的华丽。花朵们忙了一夜，终于捯饬一新，佩戴着天上的彩霞和地上的雨露，跟着绿浪摇曳曼舞。游人醉入花丛，欢喜得忘乎所以，浪漫地比照远方的场景，直把这草原夏日叫做草原的春天。他们不曾体验，因此不懂，草原的春天是一场望眼欲穿的期盼，而最终让你看到的却永远是结尾的那一瞬。

萨丽娃姐姐和大地一起记忆着春天。

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丽娃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她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碴密布的草地上，然后它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

百代千年，游牧人家在春季里寻找朝阳的地方接羔，一辈辈把长生天的教诲变成了不可更改的习惯，留在了老祖母的银发上。长生天不是传说之中的老天爷，是万物生存的法则，是必须敬畏的大自然。四月接羔，羊羔吃着母乳等待青草，青草和它们的乳牙一起长出来，它们开始奔跑，从此变成了原野的孩子，栉风沐雨，爬冰卧雪，生命就这样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老祖母的腰是在春天累弯的，老祖母的劝奶歌是在春天里传给萨丽娃姐姐的。

“陶爱格……陶爱格……你的孩子在哭泣，你这当母亲给它吃奶吧……”老祖母的劝奶歌升起来，回响环绕，哀婉之中，苍穹附以和声，母体般的温暖笼罩草原，万物生灵的母性开始苏醒。母羊含泪站起身来，羊羔纷纷跪乳。饱食的羊羔肆意喧闹嬉戏，洁白的云朵在阳光里打滚儿，然后撒开四蹄奔跑，进入季节的深处。

每年十月之后，老祖母把种公羊放进母羊群，母羊怀胎六个月，到次年四月或者五月分娩，完成一个春天的轮回。那前一年的接下的羊羔，由于仅仅吃过一个夏天的青草，骨头还未坚硬，头上卷曲的绒毛里才露出细小的犄角。老祖母仍然叫它们羔子，风雪夜里把它们放进蒙古包庇护，为了它们暖和，半夜起来给炉子加牛粪。萨丽娃姐姐依偎在老祖母的怀里说，好像羔子是你的亲孙女。

后来萨丽娃姐姐戴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丽娃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丽娃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她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就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

萨丽娃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

枕着幽幽的草香，她看见了逝去已久的老祖母，听清了老祖母在她耳边说的话———河冰不开，天鹅不来；骏马绕不过暴风雪，大雁甩不掉自己的影子……冬长夏短，谁也逆不过长生天的规矩……

萨丽娃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洁白细致；萨丽娃姐姐轻轻托出一只小羊羔，把母羊脱落的子宫慢慢送回腹腔内，这双手浸染上羊水和血液，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丽娃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腴的羊。萨丽娃姐姐有了自己的广告词---养最有品质的羊。

人们看见她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接羔棚圈，看到她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她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丽娃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她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丽娃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丽娃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

春天依然晚晚地来，快快地走，却把希望和富足留在了呼伦贝尔草原上。萨丽娃姐姐唱的劝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丽娃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

萨丽娃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选自2016年4月1日《文汇报》，有删改)

边关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传递着历史文化内涵。边关出现在唐诗中，皆因丝绸之路的通达，开放的国家社会格局，文人墨客对漫游边塞、从军入幕的崇尚以及包括过所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限制等。相比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边关的文化意义更为抽象，象征性更强，所承载的感情也更为复杂。诗人多以社会现实为吟诵主旨，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以虚带实，将边关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战场形势。从军事意义上讲，边关地理位置重要。从唐诗中看，边关的“战火”已经烧入了诗歌意境，不管那些知名关隘是否正在发生着战事，诗歌中的征战杀伐都未曾真正停歇，皆承载着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和犯我者虽远必诛的决心。例如，唐彦谦《咏马》中“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借玉门关指边陲前线征战之地；李白《从军行》中“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体现出关防将士守卫家园、驱敌出境的豪迈气魄。

其次是戍边之所，“关”是军防象征，也是征人和亲属对戍边之地的情感依托。诗歌里有恢宏阔大的战场形势，也有单一渺小的个体自我。边关虽然承载文人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毕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长期在塞外驻守或是从军入幕不得志之人面对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荒凉、人情的冷漠生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思念怨忿之情。而人们的情感是相通相应的，在亲朋远赴塞外前免不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塞外兵士思念故人的情感也不会停歇。因此边关戍守之地，成了思归与念归的交汇。

再次是阳关寄情。在涉及边关名称的唐诗中，有一类“阳关诗”较为特别，这源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友人西行的必经关卡，有着明显的关外无故人的地理属性和分界含义。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其曲名便为《阳关三叠》或《渭城曲》，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提到。在他们的那些诗句中，“阳关”多已失去起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特点，而以人文伴随意义，仅指代曲调货词中涉及的劝酒、伤离别等某些特定含义。

最后是家国分界。丝绸之路上的边关地理环境和其后天见与中原地区差距较大，作为戌边之所的代表和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内地与西域的分野、不同文化的分野、生死安危的分野、家国与异乡的分野，是物质与人文界限的共有载体。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年老思乡，向汉和帝上疏：“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城，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由此可见，玉门关被汉人看作家国的分界，带有深重的情感烙印。

唐诗中的“边关”含义不再单一，表面。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对距离、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认知与定位之外，“边关”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或是征税、监管缉私的原有含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家园情怀。

（摘编自邢宇晨《唐诗中的边关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