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俗称地方话，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它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繁花》让许多读者被上海方言蕴含的吴文化韵味折服。不止是《繁花》，从韩庆邦《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运用方言所表达的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都让它们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从这方面讲，保护方言，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如何保护？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探索的步伐都已迈出。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在各方言区采取活态标本，建立方言档案，即在有能力做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性工作之前，先做好学术性抢救。而在民间，类似于“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这样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活动正在兴起：在电视、广播中推出方言节目；方言进校园，让孩子们不忘乡音，记住乡情；移动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以乡音乡韵为纽带的社群，延续着方言的魅力。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乡愁需要守望，而方言无疑是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珍视方言，其实是对文化根脉的呵护，是对历史的铭记。

（选自2015年12月《人民日报》“保护方言，守望乡愁”，有改动）

编写大词典，必然要涉及方言词语的解释问题和收词的范围问题。比如《现代汉语词典》里就收进了很多方言词语。

“名堂”这个词本来流行于四川一带，但是现在别处也都使用，这个词，词典要不要收；流行于上海一带的“尴尬” (gāngà)；流行于西北地区的“娃子”（wa·zi男孩儿）， “帮肩儿”（pang jianr，差不多）等等要不要收。收凭什么，不收又凭什么。这就得调查方言，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全国各地方言调查的基础上就可以确知某词的使用范围，人数多少，确切的词义和用法，这就可以为编纂词典提供可靠的依据，也有助于我们读懂书、读透书。

学习普通话必须联系方言实际。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在自己方言的基础上来学习普通话。或者说，学习普通话不可能不受到自己方言的干扰和影响。因此，学习普通话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比如西宁人学习普通话，即可告诉西宁人，凡北京是sh和u结合的音节，如书抒舒枢菽淑疏蔬输孰熬赎暑薯曙屈蜀述树竖恕庶墅等等西宁人都是读fu，现在学习北京音就得改为shu。

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现代汉语，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现象。普通话的词汇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但是其中某些方言中过于“土”“俗”的词语，如四川的“抄手”（馄饨），陕西的“锅盔”（厚大的烙饼），东北的“老鼻子啦”（多极了），陕北的婆姨（老婆），北京土话中的“取灯儿”（火柴）等等都不能作为普通话的词汇。相反地，方言中极有表现力的方言词应该吸收到普通话中来，如西南方言中的“搞”，吴方言中的“尴尬”等等。这些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了。

（张成材《论调查和研究方言的作用》）

方言是一个人身上表现出的地域特征的明显标记。一个人来到外地，最先感到的是无处不在的当地方言，而相应的，他自己的方言也把他划出了当地人的圈子，因此说方言是一个人身上地域的烙印。就“女孩”一词来说，各地有各地的说法：闺女（北京），姑娘（沈阳），女娃子（西安），小姑娘（昆明），丫头（合肥）女霞子（扬州），小娘五（苏州），囡儿（温州），细妹子（长沙），女崽子（南昌），女仔（广州），桓仔（阳仁），诸娘仔（福州）等等。

方言土语能体现一个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因为它是人们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是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的写照。虽然，现在各地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是如果因为普通话的推广而使方言消失，将是人类文化的一大损失。

方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与父母、家人和朋友交谈时使用的主要语言。方言的使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当一个人来到外地，感到自己处在异地口音之中，一句家乡的方言会使他倍感亲切。至今为止，方言仍是大部分人的交际工具，而且它作为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的写照，有较强的生命力。

方言是地域的标志，是一个人身上有声的烙印。

（崔宁宁《浅谈方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