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

我散步的伴侣，我的河，

你在歌唱着什么？

我这是多么无意识的话啊，

但是我知道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沙漠。

你从我们居住的小市镇流过。

我们在你的水里洗衣服、洗脚。

我们在沉默的群山中间听着你，

像听着大地的脉搏。

我爱人的歌，也爱自然的歌，

我知道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新的一年，人们渴望听到国际科技合作的交响曲。嫦娥四号探月之旅就传递出这样的喜人信息。嫦娥四号探测器上有中德合作的因子——搭载了德国研制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可对月球表面中子和其他粒子的辐射环境进行综合测量。配合嫦娥四号执行任务的中继星“鹊桥”，也扮演了给探月国际合作拉开新序幕的“大角色”——携带了由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频谱仪，来来将开展在轨科学探测试验，聆听低频宇宙之声，寻觅宇宙大爆炸遗留的密码。事实上，中国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的开放姿态，已经吸引来大量国际合作伙伴，真诚携手，一路同行。

（摘编自钟声《让科技创新为全人类赋能》，《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4日文章:随着中国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一个新的太空大国诞生（作者里克·诺克，胡青松译）

当中国在本周四宣布它已经成功将太空探测器若登陆在月球背面时，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突破。对北京来说，它不断拓展的太空探索版图也传递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信息。“这不仅仅是一次着陆。”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艾伦·达菲说道，“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技术已经达到何等卓越的程度。”

从科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成就令一些曾预言这一努力终将失败的人感到惊讶。让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异常困难——月球背面从未朝向地球，由于月球的遮挡，月球背面的探器不能和地球直接进行无线电通信。但中国研究人员通过发射一颗中继卫星为月球车架起一座“鹊桥”。

2003年，当北京将第一位宇航员送入轨道时，西方观察人士对这一消息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为了赶上美国和俄罗斯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但是，中国却不受任何干扰稳扎稳打地扩大太空探索版图。如今，美国和俄罗斯对太空探索的热情正在减弱。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早在其一流的太空事业登上全球头条之前，中国就开始前期准备工作——2007年起中国就开始将目光转向月球背面，并研究未来可能的着陆地点。在某些方面，尽管中国拥有的资金仍然较少，但中国的能力已与美国相当。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1月5日）

嫦娥四号任务实施了两次发射，2018年5月21日发射“鹊桥”号中继星；由“玉兔二号″巡视器和着陆器组成的嫦娥四号探测器于2018年12月8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019年1月3日顺利在月球背而预选区着陆，由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测控通信，在月球背面留下了世界探月史上的第一行足迹，传回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新篇章。

（摘編自《光明且报》2019年02月21日）

中国自古便有“侠”。春秋战国时代，豪侠横行，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朝廷对侠客也是“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郭解、朱家、田仲等游侠列传，对“侠”予以正面评价：“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武侠文学起源于先秦史书中的游侠传记，后至唐传奇、宋话本中的剑侠故事，再到明清《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渐成气候。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形成争鸣之势。

中国侠文化与同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存在一种对话关系。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一方面在追寻儒家庙堂文化以求社会公正而遭遇失落后寻求他人拯救，是弱者心态的想象性治愈；另一方面，则期望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在他救与救人之间，人们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更加复杂、矛盾的感情机制——“桃源情结”和“嗜血欲望”，时刻左右互搏。

每一次武侠文化的兴盛，都有其时代必然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金庸、梁羽生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小说产生的语境是相似的，所谓乱世出豪侠，乱世亦出制造豪侠的文学。彼时的香港，社会开放，文化自由，但这一方乐土，同时置身于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及英美等各方之间，各种势力在这里公开共存，暗相角逐。在此社会文化语境下，个性解放、民族融合、无政府主义等现代意识出现在金、梁小说中，迥异于传统武侠文学。

20世纪80年代，新武侠小说进入内地文学市场，受到內地文人群体的追捧，尤其金庸小说，更是从一个通俗小说品种逐渐完成“经典化”蜕变。讽刺的是，伴随着正统文学体系对武侠小说的接纳和认同，它与大众读者的距离却越拉越大。

武侠文化兴于时，亦衰于时。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凸显，个人焦虑感日益加重，导致人们在文化消费品的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娱乐化、轻松化、治愈系。大家哪里还需要打打杀杀的江湖故事？他们还意识到，买房、逼婚、失业等现实问题，“侠”也解决不了，自己埋头苦干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倘若努力后仍归于失败，一些人便放空大脑，麻痹自己，以得到片刻的欢愉和解脱。这时，武侠片显得不合时宜，而能够提供精神按摩的喜剧片、爱情片、青春片便应运而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话语，已成为玄幻、修真、盗墓、穿越。虽有凤歌、王晴川、小椴等网络作家继续武侠小说创作，但难复“金古梁温黄”时代之盛况，不过是“独钓寒江雪”。我们不禁要发问：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武侠文化真的要消亡了吗？如果我们真的不再拥有“英雄梦”，那为什么愿意为好莱坞的各类超级英雄埋单？可能武侠文化需要的不是回潮和固守，而是展望和融合。

（节选自张文琪《金庸之后，武侠文化何处去？》）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经历了长达数千年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获得新生。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自身的烙印。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诸多因素中，地缘、血缘因素都不如文化来得重要。这个观点虽然是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提出来的，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先贤早就有所认识。例如，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并不是从地缘、血缘的角度来认同周王朝的，而是着眼于文化。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以人为本。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创造力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的先民则认为取火方法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发明的。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异：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投向天庭，中国人则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有的甚至势若水火，但他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其智慧大都是关于人生的智慧。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华传统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各路神灵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和效仿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寻求灵魂的净化或愉悦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既然中华民族的先民以人为万物之本，他们的理想国就在人间。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遑遑，席不暇暖；庄子热爱个体生命，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也抱着爱惜态度。如果说儒家更注重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群体利益，那么，庄子更重视的就是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儒、道两家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把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显然，这种文化心理既有丰富内涵，又有积极意义，可以滋润当代中国人的心灵。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继承：一是重视自然环境的生命观，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二是既重物质又重精神的价值观，不会在追求物质文明时丧失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三是既重视群体又重视个体的道德观，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形成互补；四是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随时准备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五是见隐知微的忧患意识，重视国家和民族可能面临的祸患而绝不讳疾忌医。今天，西方文化依然风靡全球并对其他文化强势入侵，许多民族都对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我们在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优长的同时，更要从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只有当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就时，才能打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进而为实现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莫砺锋《以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心灵》，201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