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的遗憾

韩少功

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筑是人心的外化和物化。南方在古代为蛮，化外之地，建筑上也就多有蛮风的留影。尤其到海口一看，尽管这里地势平坦并无重庆式的山峦起伏，但前人留下的老街几乎很少有直的，正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种种偏门和曲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和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一种帝国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但是，建筑外观上的南北之异，并不妨碍南方的宅院，与北方的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很讲究家族封闭与合和的，有东西两厢，甚至有前后几进，在那正厅大堂里正襟入座，上下分明，主次分明，三纲五常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倘若在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就免不了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汉文化一直也在这样的南国宅院里咳血和低吟。

⑵这一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成了比血缘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族更为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族开始向小家庭解体，小家庭又正在被独身风气蚕食，加上都市生育一胎化，已使旧式宅院的三进两厢之类十分多余。要是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入喜怒哀乐都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

⑶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尤其中国突然冒出十二亿人，很难容忍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高楼大夏是我们唯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洋人对四合院之类津津乐道，不必去过分地凑热闹。

⑷这种高楼大厦正在显现着新的社会结构，展拓着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在统一着每一个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在不分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以反过来侵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们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同样的恋爱经历以及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品东京——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⑸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张潮在《幽梦三影》中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们，相当多已习惯于一边吃快餐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因山水想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网里，或者在汽车急驰而过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这不能不使人遗憾。遗憾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的影子。

科 学

韩少功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①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摆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住在山洞“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这样吃比较科学。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就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简直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马鸣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对词语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选自小说《马桥词典》，有删改）

（注）①知青，全称“知识青年”，这里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愿从城市到农村或边疆去参加劳动建设的年轻人，他们多数是初中或高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