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为一个历史变迁和衍化的过程。在早期，中国哲学除了先后传播于周边区城，对世界的其他区域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和世界其他文化传统(包括西方文化)之间，主要表现为空间上的并存关系，而没有内涵上的实质交流和互动。

到了明清之际，情况开始发生某些变化。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开始把西方文化，即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介绍、引入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将中国古代的若干典籍，首先是儒家的经典，翻译、介绍到西方世界。17世纪的时候，儒家经典已被比较完整地剖译成拉丁文，并渐渐为当时主流的西方思想家们所关注。

在欧洲，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不如中国人，而且，“中国哲学比古希腊人的哲学更接近于基督教神学”。考虑到莱布尼茨时代基督教神学在欧洲仍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一评价无疑是相当高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同样表现出对中国哲学的多方面肯定。伏尔泰指出:“中国的儒教是令人敬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这里无疑有见于中国哲学(包括学)内在的理性精神。

反观那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哲学界，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于传教士介绍的西方思想观念也给予了某种关切，但即使对天主教思想表现出某种认同和肯定的徐光启，也将主要的兴趣放在几何学等科学知识上。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言，徐光启时代的中国哲学家感兴趣的，主要是其中与几何学比较接近的、形式层面的逻辑学，对其形而上学、伦理学，则很少问津。王夫之认为:“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实測为得之。”这看法无疑受到西方实测之学的影响，但在哲学层面，却很难看到王夫之对西学总体上的正面评价。

可见，明清之际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从徐光启到王夫之，对西学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但他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学中科学与技术的层面，如历法、数学、实测之学，等等，对于哲学层面的普遍思想内涵、价値观念，在总体上并没有给予实质上的肯定。相对于布尼茨、伏尔泰等对中国哲学普遍内涵的关注和实残哲学等方面的推崇，中国哲学家显然没有在这方面给予西学以同样的关切。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由于缺乏专业哲学家的介绍和阐释，西方哲学难以展示其系统的图景，从而妨碍了中国哲学家对西学的理解;同时，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也容易使中国思想家对外来文化保持某种距离，等等。由此形成的结果之ー，是中西文化之间在这一时期形成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西方主流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視超过了中国主流思想家对西方文化的重視。

(节选自杨国荣《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有删改)

材料一：

《纽约时报》1月2日报道，中国的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此前从没有航天器曾在此着陆过。布朗大学的行星科学家詹姆斯·黑德说：“这是国际上对月球进行科学探索的历史性一步，首次对月球背面的‘未知区’进行地表探测。”

报道称，如果任务成功，就可以回答有关地球唯一一颗天然卫星的基本问题。例如，关于月球的形成和早期演化目前仍然存在一些谜团，而这些谜团反过来又为探究整个太阳系的历史提供了线索。太阳系的早期历史是激烈的，那时，大型天体撞击岩石行星并留下陨石坑，有些陨石坑直径超过600英里。但是，能证实这个动荡的过去的大多数证据已经消失，被时间抹掉。月球背面保持着其年轻时的原始记录，尤其是古代天体撞击月球表面的次数。珀杜大学的行星科学家霍根博士说；“太阳系早期的历史被锁在月球背面的岩石中。”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1月3日，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表示，嫦娥四号的成功落月，表明我们具备了全月球到达的能力，基本上可以到达月球任何一个地点。在科学任务方面，嫦娥四号将进行月球背面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矿物组分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幅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探测研究。

吴伟仁解释说：“着陆器、巡视器将会考察着陆地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我们会得到第一张月球地下的剖面图，还会探测着陆地区的物质成分、月壤组成等。与此同时，还将测出月球背面的准确温度。”

此外，在月球背面开展的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也备受关注。“月球背面可以屏蔽电磁干扰，能够填补在地球和其他地方无法开展的100KHz—IMHz射电天文观测空白，有可能观察到40亿年前宇宙早期爆炸的暗黑地区的无线电波，将在行星际激波、日冕物质抛射和高能电子束产生机理等方面取得原创性成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说。

（摘编自冯华《翩然落月背，再赴广寒约》《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材料三：

嫦娥四号搭载了各式各样、功能各异的有效载荷，将为人类科学研究和空间探测发挥重要作用。围绕一些主要科学载荷，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

对于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的测量在国际上属于首次，这是中国、德国合作的有效载荷，中方首席专家张珅毅研究员介绍，该载荷安装在着陆器上，核心目标是测量月球表面粒子基本辐射情况和危害程度。

张坤毅告诉记者：“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因此深空中宇宙粒子时时刻刻会打在月球表面。如果航天器在月球上登陆，会受到粒子的损伤和影响。那么载人登月之前，进行辐射环境的测量和辐射风险度的评估，能够为月球的开发和载人登月做好前期准备。

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的另一个附加功能是进行水资源的信息获取。张珅毅表示，这个载荷具有中子测量的功能，因而能够推断行星表面或者内部是否含有氢资源。此外，该载荷还可以对日地间太阳风暴粒子加速和传播机制进行研究，也能测量月球表面的氧化铁含量，分析月球形成和演化过程。

红外成像光谱仪

红外成像光谱仪载荷副主任设计师徐睿介绍，该载荷由上海技物所研制生产。红外光谱仪是将颜色更加细分之后对每个很窄的带宽颜色进行成像，因而观测的尺度更加微观，可以看到月面0.1米分辨率的月表矿物特征，同时，还能够在红外波段对目标的光谱成分进行有效探测。

徐睿告诉记者，红外光谱仪是唯一一台器上可以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的设备。使用该载荷，利用太阳的被动光源获取太阳光照下的反射光谱，可识别已获取光谱与何种物质匹配。

（摘编自刘诗瑶《嫦娥袖里揣了哪些宝》，《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莩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オ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圆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圏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图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遗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回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