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日用，滑州灵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进士举，初为芮城尉。大足元年，则天幸长安，路次陕州。宗楚客时为刺史，日用支供顿事，广求珍味，称楚客之命，遍馈从官。楚客知而大加赏叹，盛称荐之，由是擢为新丰尉。无几，拜监察御史。

神龙中，秘书监郑普思欲纳女后宫，潜谋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争恳至，词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时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递为朋党，日用潜皆附之，骤迁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中宗暴崩，韦庶人称制，日用恐祸及己。知玄宗将图义举，乃因沙门普润、道士王晔密诣籓邸，深自结纳，潜谋翼戴。玄宗尝谓曰：“今谋此举，直为亲，不为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动天，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及讨平韦氏，其夜，令权知雍州长史事。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为相月余，与中书侍郎薛稷不协，于中书忿竞，由是转雍州长史，停知政事。寻出为扬州长史，历婺、汴二州刺史、兗州都督、荆州长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谋逆有期陛下往在宫府欲有讨捕犹是子道臣道须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谁敢不从忽奸宄得志则祸乱不小。”上曰：“诚如此，直恐惊动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闻天子孝与庶人孝全别。庶人孝，谨身节用，承顺颜色；天子孝，安国家，定社稷。今若逆党窃发，即大业都弃，岂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请先定北军，次收逆党，即不惊动太上皇。”玄宗从其议。及讨萧至忠、窦怀贞之际，又令权检校雍州长史，加实封通前满四百户。寻拜吏部尚书。

十年，转并州大都督长史。寻卒，时年五十，赠吏部尚书，谥曰昭。后又赠荆州大都督， 子宗之袭。日用才辩过人，见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及先天已后，复求入相，竟亦不遂。

（选自《旧唐书•崔日用》有删节）

王锷，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团练营将。初，杨炎贬道州司马，锷候炎于路，炎与言异之。后嗣曹王皋为团练使，擢任锷，颇便之。使招邵州武冈叛将王国良有功，表为邵州刺史。及皋改江西节度使，李希烈南侵，皋请锷以劲兵三千镇寻阳。后皋自以全军临九江，既袭得蕲州，尽以众渡，乃表锷为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锷从。小心习事，善探得军府情状，至于言语动静，巨细毕以白皋。皋亦推心委之，虽家宴妻女之会，锷或在焉。锷感皋之知，事无所避。

后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围之；贼惧，请皋使至城中以约降，皋使锷悬而入。既成约，杀不从者以出。明日城开，皋以其众入。伊慎以贼恂惧，由其围也，不下锷，锷称疾避之。及皋为荆南节度使，表锷为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于宾倅①。马彝、裴泰鄙锷请去，乃复以为都虞候。  

明年，从皋至京师，皋称锷于德宗日：“锷虽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试验。”遂拜鸿胪少卿。寻除容管经略使，凡八年，溪洞安之。迁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②。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贷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拜刑部尚书。时淮南节度使杜佑屡请代，乃以锷检校兵部尚书，充淮南副节度使。锷始见佑，以趋拜悦佑，退坐司马事。数日，诏杜佑以锷代之。

元和二年来朝，真拜左仆射，未几除检校司徒、河中节度。居三年，兼太子太傅，移镇太原。时方讨镇州，锷缉绥训练，军府称理。锷受符节居方面凡二十余年。九年，加同平章事。十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尉。锷将卒，约束后事甚明，如知其死日。

（节选自《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忠嗣初名训，以父死王事，赐名忠嗣，养于禁中累年。及长，雄毅寡言，严重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与之论兵，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谓之曰：“尔后必为良将。”尝短皇甫惟明义弟王昱遂为所陷贬东阳府左果毅属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谋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闻，诏追忠嗣赴河西。忠嗣少以勇敢自负，及居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每军出，即各召本将付其兵器，令给士卒。虽一弓一箭，必书其名姓于上以记之，军罢却纳；若遗失，即验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劝，甲仗充牣矣。初，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陇,颇不习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望减于往日矣。天宝四年四月，固让朔方、河东节度，许之。玄宗方事石堡城，诏问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过。李林甫又令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十一月，贬汉阳太守。七载，量移汉东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其后哥舒翰 大举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 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及至河、陇，又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 之，其军又壮。迄于天宝末，战马蕃息。宝应元年，追赠兵部尚书。

（节选自《旧唐书•王忠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