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师道，恭仁少弟,隋末自洛阳归国,投上仪同,为备身左右。寻尚桂阳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转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贞观七年,代魏征为侍中。性周慎谨密,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尝曰“吾少窥汉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树,每钦其余风，所庶几也。” 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 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诵嗟赏之。十三年，转中书令。太子承乾逆谋事泄，与长孙无忌、房玄龄同按其狱。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与承乾通谋,师道微讽太宗，冀活之，由是获谴,罢知机密，转吏部尚书。师道贵家子，四海人物 ,未能委练，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贵势及其亲党,以避嫌疑,时论讥之。太宗尝从容谓侍臣日:“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更事，缓急不可得力。”未几,从征高丽,摄中书令。及军还，有毁之者,稍贬为工部尚书，寻转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并为立碑。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宠贵,自武德之后,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则天时,又以外戚崇宠。一家之内,駙马三人,王妃五人，赠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余人,遂为盛族。赞曰:恭仁独正，令德无违。师道慎密,抑势见机。

(《旧唐书列传第十二·杨师道》,有删节)

阳城，字亢宗，北平人也。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既而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闾里相讼者，不诣官府，诣城请决。陕虢观察使李泌闻其名，荐为著作郎。德宗令长安县尉赍束帛而召之。寻迁谏议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曰:“阳城山人今为谏官，必能以死奉职”。人咸畏惮之。及至，诸谏官纷纭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而城与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虚名讥之。有造城所居，将问其所以者。城知其意，引之与坐，辄强以酒。客辞，城辄引自饮，客不能已，乃与城酬酢。客或时先醉仆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时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得以因缘用事于是裴延龄以奸佞相次进用诬谮时宰毁诋大臣陆贽等咸遭枉黜无敢救者城乃伏阁上疏，论延龄奸佞，贽无罪。德宗大怒，将加城罪。时顺宗在东宫，为城独开解之，城赖之获免。金吾将军张万福乃造城曰:“诸谏议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然德宗朝夕欲相延龄，城辄沮之，竟坐延龄事改国子司业。城既至国学，与诸生日笃。有薛约者，尝学于城，以言事得罪，徙连州。城与约饮酒诀别。德宗闻之，以城党罪人，出为道州刺史。太学生二百七十人诣阙乞留，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不以薄书介意。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遣判官督其赋，至州，怪城不出迎，以问州吏，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有罪，自囚于狱，不敢出。”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判官不自安，辞去。顺宗即位，诏征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

(节选自《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二·阳城传》)

颜真卿字清臣，琅邪临沂人也。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开元中，举进士，登甲科。事亲以孝闻。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廪实。无几，禄山果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乃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之，玄宗大喜。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与郡人来乞师，谓真卿曰：“闻公义烈，首唱大顺，河朔诸郡恃公为长城。今清河，实公之西邻也，仆幸寓家，得其虚实，知可为长者用。今计其蓄积，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公因而抚之，腹心辅车之郡，其他小城，运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谁敢不从?”真卿借兵千人。代宗嗣位，时元载引用私党，惧朝臣论奏其短，乃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上疏曰：“臣闻此语已来，朝野嚣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则？诸司长官皆达官也，言皆专达于天子也。 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以明四目达四聪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聪明，则天下何述。”其激切如此。卢杞专权，忌之，会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上从之，初见希烈，希烈养子千余人露刃争前迫真卿，将食其肉。诸将丛绕谩骂，举刃以拟之，真卿不动。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众，众退，乃揖真卿就馆舍。希烈既陷汴州，僭伪号，使人问仪于真卿，真卿曰：“老夫耄耋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兴元元年乃杀真卿,年七十七,德宗诏曰：“鲁郡公颜真卿，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

（节选自《旧唐书·颜真卿传》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忠嗣初名训，以父死王事，赐名忠嗣，养于禁中累年。及长，雄毅寡言，严重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与之论兵，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谓之曰：“尔后必为良将。”尝短皇甫惟明义弟王昱遂为所陷贬东阳府左果毅属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谋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闻，诏追忠嗣赴河西。忠嗣少以勇敢自负，及居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每军出，即各召本将付其兵器，令给士卒。虽一弓一箭，必书其名姓于上以记之，军罢却纳；若遗失，即验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劝，甲仗充牣矣。初，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陇,颇不习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望减于往日矣。天宝四年四月，固让朔方、河东节度，许之。玄宗方事石堡城，诏问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过。李林甫又令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十一月，贬汉阳太守。七载，量移汉东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其后哥舒翰 大举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 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及至河、陇，又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 之，其军又壮。迄于天宝末，战马蕃息。宝应元年，追赠兵部尚书。

（节选自《旧唐书•王忠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