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快递业发展迅猛，作为世界第一快递大国，目前快递行业已经有300万名一线员工，为开辟就业增收提供了新渠道。

调查显示，80后、90后构成了快递员队伍的主体。快递员群体的整体年轻化，是快递基层工作繁重的最直接体现。76.31%的快递员来自农村，15.89%的快递员来自县城，仅有7.8%来自城市。2018年“双11”期间，快递员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左右，最高达19个小时，超过80%的快递员每天派件数量超过200件。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多数快递员的月收入仍然在5000元以下，尽管在“双11”期间快递员的收入普遍提高，但大部分也不超过万元。

（摘编自2018年《国家邮政局快递员生存现状调查》）

快递员群体的自我认同是这一群体社会认同的关键。从职业感受看，35.8%的快递员认为这份职业有前途，值得干下去；43.35%认为还需要干一段时间再说；20.85%明确认为目前只是过渡，以后还会跳槽。

社会认同是快递员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大众大多认为快递员忙碌、热情、有礼貌，总体印象描述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认为快递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绝大多数社会大众择业是不会选择快递员作为自己的职业，职业归属感认同较低。

（摘编自梦想天空团队《快递员生存现状及社会认同研究——以安阳市区为例》）

快递从业人员中，有90%的人没有劳动合同、五险一金。除了顺丰、EMS等资源公司，大部分快递公司的网点都采取加盟模式，而在加盟网点工作的快递员，劳动权益往往很难得到保障。在快递业务量全国排名第一的广州，打开招聘网站查询当地快递员招聘信息，抽取的50条中仅有11条承诺提供社保，岗位主要来自顺丰、德邦、世纪卓越等，其他公司一般仅提供吃住。劳动合同缺失，五险没有保障，对于这些快递员而言，可依靠的似乎只有老板的人品。并非每个快递小哥都愿意缴纳社保。拿到手里的才算钱。也有人更愿意省下这笔社保费。快递这行流动性大、不稳定，网点不赚钱的话就换家公司，签合同交社保反而成了一种束缚，不便于跳槽。很多快递员更愿意干一天拿一天的钱。不签合同、不缴社保似乎成为快递行业公开的秘密。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02/25）

中国文化中有大量惹人喜爱的植物意象，如梅、兰、竹、菊、松、柳、荷、牡丹等等。它们常与某一“文化名人”绑定在一起，并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梅之于宋代林逋，竹之于东晋王子猷，菊之于陶渊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躬耕园田，饮酒赋诗，逍遥适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十字，让菊成了陶渊明专属的文化符号，唐人已将菊称为“陶菊”或“陶家菊”。因了陶渊明，菊也就有了高洁、清雅、坚贞、淡泊等象征意义。不过，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之采菊，不是单单喜欢菊花的美丽，在这背后，存在一个深远而丰富的文化传统。

菊是中国的特产，《礼记·月令篇》就有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花。”菊于萧杀的秋末开花，这一特性易引起古人的垂青。显然，古人最先关注的，不是菊的审美特点，而是菊有什么用。对此，屈原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在《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见，菊是可吃的。事实上，这也正是菊在六朝以前最主要的功用。

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记，南阳郦县山谷有一条小溪，谷中长满菊花，花落水中，加以时日，溪水变得异常甘甜，人称甘谷水。附近居民都饮甘谷之水，“食者无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作过南阳太守的王畅、刘宽、袁隗等人，让郦县每月送40斛甘谷水特供自己饮用，他们所患的眩冒等病，因喝此水而愈。日常经验往往最具说服力，菊能治疗疾病，能令人长寿，在汉代，已成为人之共识。于是，菊很自然地进入了医家、养生和神仙家的视野之中。

六朝文人，普遍认为菊花能够养生延寿，多有诗文吟咏。魏文帝曹丕曾将菊花作为礼物送给太傅钟繇，并作一书，其中提到：“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希望钟繇食用菊花延长寿命。晋人嵇含的《菊花铭》，认为服菊即可成仙：“煌煌丹菊，翠叶紫茎，诜诜仙神，徒餐落英。”傅玄更为直白地表达了同样的观念：“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陈人阴铿《赋咏得神仙诗》“朝游云暂起，夕饵菊恒香”，更具逍遥气象

除了养生成仙，六朝文人还赋予菊其他文化意义。钟繇之子钟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菊有五美：“黄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君子德”和“象劲直”，使其具有了高蹈的道德价值。此外，所谓“黄华高悬”“纯黄不杂”“冒霜吐颖”，同样大有审美意味。时人诗文中，同样盛称菊花之美。曹植眼中的洛神，“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钟会的《菊花赋》，大写菊花之美：“延蔓蓊郁，缘阪被岗，缥干绿叶，青柯红芒，芳实离离，晖藻煌煌，微风扇动，照曜垂光。”词采华丽。

（摘编自李建修《陶渊明与中国菊文化》）

材料一：

总长约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是国家工程、国之重器。这是世界总体跨度最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高、工程规模最庞大的桥梁，建设者们克服了许多世界级难题，集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2018年9月16日，台风“山竹”正面直击珠三角。港珠澳大桥上，实测风速最高超过每秒55米。

强台风过后，港珠澳大桥安然无恙：大桥主体结构、岛上房建及收费站结构、交通工程附属设施均未受损，人工岛上建筑的窗户玻璃没有一扇破裂。

2017年以来，这个“世纪工程”先后经历过三次强台风考验，在极端天气面前展现了“钢筋铁骨”。

台风如同一次次“超大规模的全尺模型风洞试验”，充分验证了港珠澳大桥代表的中国桥梁建设的高超技艺和雄厚实力。

作为中国交通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的跨海桥隧工程，港珠澳大桥设计使用年限首次采用120年的标准。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引领下，中国科研人员攻克了大量技术难题，创造性地提出“港珠澳模型”等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海洋防腐抗震技术措施，最终保障了这一指标的达成。

港珠澳大桥在建设管理、工程技术、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填补了诸多“中国空白”乃至“世界空白”，形成了一系列“中国标准”。

截至通车前夕，港珠澳大桥科研团队共完成项目创新工法31项、创新软件13项、创新装备31项、创新产品3项，申请专利454项。

和其他跨海大桥不同，港珠澳大桥是像“搭积木”一样拼装出来的。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的建设理念背后，是中国装备制造业跨越式发展提供的强大支撑。去年5月2日，经过10余小时吊装，重约6000吨的海底隧道最终接头像“楔子”一样，将数公里长的海底隧道连为一体，创下新的世界纪录。港珠澳大桥不愧是“中国制造”一张亮丽的名片。

材料二：

港珠澳大桥从建设伊始，就承载着三地对深度合作和共同发展的美好期盼。从3个小时缩短到约45分钟，这座大桥的建成，将从根本上改变珠江西岸地区与香港之间客货运输通道以水路为主和陆路绕行的状况，极大地便利了三地居民的通行，必将成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的重要枢纽。这座全球最长跨海大桥的开通，对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推动香港、澳门参与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轮势随天度，桥形跨海通”。桥，寓意着纽带，更意味着机遇。港珠澳大桥的建设，集三地之力，融三地之智，便三地之民，在“一国两制”下协同决策、协调发展，为三地今后开展更宽领域的合作积累了有益经验。以港珠澳大桥开通为契机，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立足三地优势，加强三地联动，不断拓宽港澳与内地共同发展空间，粤港澳合作发展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一国两制”将焕发更强大的生命力。

材料三：

路通则人通，人通则财通。大桥的开通，不仅提升了交通效率，更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物流为例，香港贸易发展局曾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内地的珠江西岸仓储用地充裕、人工成本较低、产业配套设施齐全，但仓库租金远低于香港和珠江东岸。借助港珠澳大桥，在珠江西岸地区建立仓储分拨中心，将极大降低物流成本。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将有效扩大香港机场和货柜码头的腹地，这既能刺激珠江西岸地区物流服务的快速增长，也将进一步巩固香港的贸易中心和物流枢纽地位，可谓双赢。再以旅游业为例，大桥开通后，三地通关更加便利，“一程多站”旅游产品的推广，既能带动香港、珠海旅游的发展，也将不断充实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功能。

不仅如此，港珠澳大桥的开通，还将为大湾区成长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提供重要支撑。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前，由于珠江口的天然阻隔和跨江通道不足，香港对珠江西岸的产业辐射能力有限，珠江东西两岸经济发展存在失衡。而大桥开通后，香港的经济辐射范围，将从原先的向北、向东，进一步向西延伸。有研究机构测算，珠三角城市与香港的陆运距离每减少1%，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外资投入金额能分别增加0.2%和0.7%。就广东而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将加快香港的金融资本、人才和先进经验向珠江西岸集聚，让珠江东、西两岸的经济发展更加平衡；而从香港、澳门来看，与内地的联通，不仅为港澳拓展了发展空间，也为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重要契机。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献查阅和逻辑推理方面已经超越人类，正在取而代之。根据国际知名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企业高德纳( 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到2018年，20%的商业内容将由机器自动产生，将有超过300万人处于“机器人老板”的领导之下。

机器人甚至已经具备了文字创作能力。日本去年举行了一次小说比赛，机器人创作的小说与人类创作的小说一起通过了评委的初选。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已经正式出版。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支撑的智能媒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自从大众传媒问世以来，人类的信息分发模式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专业编辑—社交传播—算法推送。“智媒”时代，算法盛行。这意味着，人们以后接触到的信息，将越来越多地由“智能机器人”制作，而以往不可或缺的“人工编辑”角色，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作用于媒体，意味着媒体从“众媒”走向“智媒”。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转变。过去，传播载体的变化决定了传播形态的变化。未来，进入“智媒”时代，不仅传播载体会发生变化，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更重要的是，传播主体也会发生变化，由人主导传播变为人在智能机器的辅助下进行传播，并且有可能变为智能机器人取代人主导传播。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重新塑造人与媒体、人与信息的关系，带来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产品形态，颠覆并重构媒体生态。

因此，走向“智媒”的过程中，首先是掉队的风险。互联网时代，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能够占据媒介载体的制高点。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后发晚至，已经给传统媒体留下了深刻教训。但是，与“智媒”时代相比，那只是步行与马车的差距。一旦在“智媒”时代掉队，那就可能是马车与飞机的差距。技术门槛提高引发的“本领恐慌”，也增加了编辑记者的“掉队”风险。在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甚至主导传播的编辑部，编辑记者的日常责任和地位都可能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特殊的技能要求。面对剧变，他们是否会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引发“文化休克”？

其次是偏见的风险。“智媒”和人一样，也会具有“偏见”。当下，社交媒体平台的圈子化社区，以及依托算法生产的“个性化定制日报”，让网络成为了我们的“回音壁”，形成“信息茧房”，特定价值取向的内容，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流动，你看到的永远是你想看到的和感兴趣的。这很容易固化原有认知，放大信息偏差，加速意见分化。“智媒”的出现，会不会强化这种算法的偏见？

再次是伦理的风险。“媒介即人的延伸”，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不仅助力新闻生产的高效和精准，也可以提升人性化的用户体验。但不应忘记，新闻也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审视方面的作用是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过度依赖“智能”，可能导致情感温度的缺失，伦理把关的缺位。更不容忽视的是，如果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智慧，甚至突破“机器人三原则”，控制并危害人类，那就可能产生信息安全灾难。

未来难以预知，科技发明创造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世界，但是不会改变媒体的基本逻辑，即以人为中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

(出自谢国明《人工智能：媒体的机遇与风险》，有删改)

   材料一

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

长期以条、由于贫困居民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逐级往下分群，扶贫中的低质、低质问题普遍存在，如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对象常由基层干部“推估”（推测估算） 。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以致”年年扶贫年年黄”：重点县舍不得“脱贫摘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为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

——百度

材料二

《阿里巴巴：2018年全国600多个贫困村成为淘宝村》

《“文化列车”送新春祝福，用文艺助力脱贫攻坚》

《助贵州脱贫攻坚，“汉造”荔榕高速通车》

《新疆莎车：盐碱地上种草莓，带动贫困户脱贫》

《香菇种植与农业旅游结合发展，肋功脱贫攻坚》

《湖北长阳健康扶贫：结每个贫用户配家庭医生》

《央行调整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小微企业贷款标准》

《把四川花椒卖到意大利！青田侨商助力东西部扶贫协作》

《我国省份法律援助助力精准扶贫报告发布》

《特色民宿打造海南与休闲度假“新名片”》

《江苏高保坚持生态立区，守护好一方生态家底》

《大数据督查：助力精准扶贫的利器》

《以帮扶农商的名义牟利，湛江一传销嫌疑人逮捕》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

图1历年来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会额

图2  2012-2016 年全国农村扶贫人口变化趋势

材料四：

“修了2个蔬菜大棚，但气温不太适合，种出来的南瓜、辣椒品质达不到市场要求。”贵川一名村党总支书记说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该村产业发展起步艰难，投了钱没起到效果，扶贫干部的公信力也打了折扣。

“一些贫困户觉得，现在上的扶贫抓得紧，基层扶贫干部干不好设法交差，所以自己不干，扶贫干部也会帮着干。”中部某省一位扶贫干部说。

——摘自新华社《扶贫干部喊屈：我干你看，我帮你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