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先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的水平。夏时期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夏王朝未被考古学发掘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所证实，但也并非仅是“单线进化论”的阐释预设。既有的历史文本在兹，夏文化的探索，无论证实还是弥补，无论证伪还是重构，都必然是在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进行的。

②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不应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夏文字的横空出世。一方面，甲骨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学科发现，是史料获取中的“小概率”事件。陶寺朱书陶文的发现，可以确信在文献史学编年体系内的夏时期，应当有文字存在，甚至有可能与殷墟甲骨文同属一种书写体系。但夏时期的文字载体未必契刻于龟骨，而如果书于竹帛的话，在北方保存环境下，可能早已湮灭于地下。即便未来有幸发现了早于殷墟的文字材料，若没有类似甲骨文的王世记录，同样无法证明。另一方面，期待发现王陵以证明夏王的存在，以目前考古认知推测也是强人所难。晚商以前，带墓道的大墓在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中并未出现。晚商以前的王陵，规模可能不大，可能没有墓道等明确标示身份地位的特征。即使发现，也不易辨识，更不易与具体的王相对应。对于学者们寄予厚望的夏都探索，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何从龙山晚期出现于中原腹心地带的数十座大小城邑中证明某处遗址是夏代的某处都邑，同样很有难度。可以说，不具备考古学训练的知识界，都习惯于以殷墟为样板和标准来要求或判断“夏墟”，这正是当前夏文化探索的论证逻辑悖论。

③其实，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认可夏文化探索无法脱离考古材料。这不仅蕴含着对考古发现的憧憬，也必然寄托着将既有考古发现的诠释转化为历史记载话语系统的愿望。史料的扩充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移，但实现学科范式转移后不同史料与话语系统间的融合需要艰难探索。夏文化探索，要实现文献研判的范式转移，目前必须依赖于对考古发现的解释。换言之，先秦史框架体系研究无论离开了考古内证，还是离开了出土文献的话语背景分析，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论，都只会是片面判断。夏文化认知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衔接。

④本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一日千里，在改变对夏时期社会发展程度的想象之外，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历史文本记载的再认知问题。历史文本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东周以来对夏时期的文献记载，必有所本，而不能简单将之视为是周人为了某种政治或理想的伪造。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先秦史的框架性认识，无疑代表着对东方文明演进历程和国家、王朝形成过程的认识。在这个历史认知背景中，如何看待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正是夏文化研究的关键。中原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对社会最上层的国家性质、族群差异和核心制度与政治决策等问题的捕捉。

⑤作为史学问题存在的夏文化研究，目前主要依赖于考古学的分析，但未来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诸如早期文字与权力、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群的流动与婚姻、家族形态；早期国家区域中心与周边聚落的控制关系、地方行政机构等问题都是当前夏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

（摘编自常怀颖《打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光明日报》2019年3月4日）

雕楼画栋，水墨丹青，这些蕴含了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元素如何幻化成服装，成为现代人竞相拥抱的时尚符号？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神秘而幻化万方的吉祥图案可以变得时髦时尚吗？央视日前开播的一档名为《时尚大师》的节目里，一位年轻设计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位年轻而时尚的新生代设计师在自己设计的卫衣、T恤和手包里，不仅运用了龙生九子中的螭吻和椒图这两个神兽元素，还加入了我国传统建筑中榫卯结构等模块。整个设计呈现的结果是简洁、舒服、时尚，恰到好处。尤其是受到在门上衔环的椒图神兽的启发，她将手包的提手设计成一个环状并让椒图“咬”住，创意满分，韵味十足，以至现场的专业观察团成员纷纷直接询问手包的价格，以强烈的购买冲动来表达对作品的喜爱。

长久以来，提起时尚，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新潮、前卫，以至于好像只有前卫到有些异类或者让人看不懂才能称之为时尚。然而这种关于时尚的定义显然有失偏颇。中国服装设计师张庆辉对时尚有一番阐述，在他看来，时尚的意义在于打破界域。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还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客，都传递出创新勇气和文化自信。时尚应该代表着文化自信和自我态度的表达。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当我们厘清了时尚的概念，再回头讨论时尚和传统文化能否结合这个话题时，答案就显而易见了。那些看起来表面并不相关的内容，完全可以和谐共存。一方面，几千年来熠熠生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可以跳出严肃、古老等人们固有的印象，依托时尚的载体、借助开放的视野和灵动的设计活在当代；另一方面，时尚若脱离了文化的支撑，必然不能成为经典。相反，时尚产业如果能充分表达文化意象，就可以得到文化源远流长的滋养。可以说，时尚根植于文化，而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的韵味则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新鲜元素，给业内人士带来更多灵感，让时尚充满更多可能。尤其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进行自信重塑的阶段，我国的时尚产业发展可谓时机大好。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用时尚的方式打开传統文化脉络，要让传统文化注入时尚产业，需要业内人士抱以虔诚的文化敬畏态度，系统地梳理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绚丽多彩的苗绣、历史悠久的夏布等散落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以成为时尚元素；“高冷”如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也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设计灵感。2018年9月9日一则名为《故宫口红，真的来了》的文章在朋友圈迅速发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据报道，这六款口红膏体的颜色均来自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红色国宝器物。雍容华贵、高端大气的故宫口红一时成为时尚界的新宠。这几款具有中国风神韵的限定版口红发扬传承了东方美学，传递出了真正的东方时尚。凡此种种，都可以让我们在坚守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为传统文化注入青春的时尚活力；也通过人们对东方时尚审美的追求传递出了千百年永恒不变的魅力。

当然，传统文化与时尚产业的融合不能“为了融而融”。融合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何以时尚的方式活在当代、活在日常是业内人士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时尚和传统的融合，需要业内人士找到恰当的契合点，以一种舒服自在的形式设计表达，还要顺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毕竟，只有走进了生活，让人们觉得把传统文化穿在身上、摆在家中也可以是一件很酷很潮很时髦的事，文化和时尚的融合才算恰如其分，才能深入人心，用时尚的方式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才算成功。

（选自《用时尚语言表达传统文化也新潮》——《人民日报》2018年10月9日）

地下通道的歌手

金洪远

①很怀念当年下班时，路过居家附近的地下通道所邂逅的歌手。

②这是一位年轻人，乌黑的长发，身着一袭米黄色的风衣，拨弄着电吉他在自弹自唱，他磁性和略带沧桑感的歌声，和着地下通道带来的自然回声，很快让通道里的过路客纷纷驻足。我记得那晚，他唱的是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那如痴如醉的执著劲儿，将歌中的意境演绎得十分到位。我身旁的路客直言，如果有名师点拨，小年轻和刀郎有一拼！我还记得，不少人取出硬币和一元、五元的纸币轻轻地放入脚旁的琴盒。我观察到，每当这时，他都用眼神一一点头示谢，不因我放入的十元纸币而厚此薄彼。 

③不知是歌中“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打动了我，勾起了我前些年逗留乌鲁木齐时留下的情结，抑或是年轻歌手得体的处事方式而让我满心喜欢。他会根据听客的年龄和表情演唱不同风格的歌曲。结伴而行的小年轻路过，他会不失时机地弹唱一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瞬间便扯住了前行的脚步；对中老年，他会弹唱符合其心境的老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那歌声如诉如泣、动人心弦，让这些老大不小者情不自禁地跟唱；有时，他会突然在人群中和我的目光触碰。一曲歌毕，那熟悉的歌声又会翩然而至：“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和着旋律，真想幽他一默：“小伙子，你学过听众心理学是吗？

④我喜欢他清纯的眼神和微笑，那发自心底深处纯朴、真诚的演唱，让我产生愉悦，尽管没有伴奏，也没有曼妙的配舞，但我固执地以为，比起那些所谓的超男超女装模作样、扭捏作态的表演，更让人能产生出心灵的共鸣。我相信许多走过地下通道的行人和我一样，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他的歌声会永久留在记忆深处，好似醉人的美酒，并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忘却它难以描述的醇香。

⑤不过，让我怅然若失的，是五年前那个周末。

⑥那天，我探访老友回家，因天下着丝丝细雨，老友执意让他的孩子开车送我，因为有段时间没有和年轻歌手面对面的眼神交流，当我下车步入熟识的地下通道，原先通道里那悠扬的电吉他声不知到哪里去了。我有点失望和感慨。我知道，类似年轻歌手的街头艺人，可能迫于无奈而游走四方了。他们有的是出于兴趣爱好和谋生，也有的是为了追求心中的梦想。其实，街头艺人卧虎藏龙，只要给他们一点点阳光和雨露，就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⑦迎着走道一路闪烁的灯光，想起了前几天广播里播送静安地区有街头艺人驻唱的信息，我释然了。我以为，一座城市容得下街头艺术，能敞开胸襟迎接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其实就是在传递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度。不知在静安的绿地还会不会听到有着一头黑发的年轻歌手深情地弹唱《2002年的第一场雪》。可惜我没有一副好嗓子，否则我一定会在这地下通道深情地吟唱：“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

（选自《新民晚报·夜光杯》，2018年10月17日，有删节）

七律压卷与唐诗审美

孙琴安

新诗百年，佳作不少，至今却没有个评判标准。旧诗则不同，不仅高手如林，佳作迭出，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后人根据这些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在每种诗体中都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压卷之作”或“第一”。其中推出数量较多、争论比较激烈的，还是在对唐人七律的推举上。

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拟推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为唐人七律压卷，严羽不以为然，在《沧浪诗话》中明确宣布：“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到了明代，“前七子”首领何景明又推沈俭期《独不见》为唐人七律压卷，鼎足而三。后来，大家争来争去，结果反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撂下，集中在《黄鹤楼》与《独不见》之间争高低。

王世贞非但否定了二诗，还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重新提了出来，又开列了杜甫的《登高》、《秋兴》之一和之七三篇，以为欲求七律压卷，“当于四章求之”。 

或许有人会感到困惑，历代所推唐人七律压卷，为何多在初盛唐时期？中晚唐七律数量更多，为何不推？这就牵涉到古人对七律诗体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了。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七律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诗体。五律以清空一气、意味深远为上，甚至可以空灵幽淡一些；七律则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为上。姚鼐以为“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施补华甚至认为“七律以元气浑成为上……以小巧粗犷为下”。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宋人推出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楼》二篇，的确称得上“句引字赊”，笔健气足，《黄鹤楼》更是气象壮阔，“元气浑成”。尽管《黄鹤楼》的前四句连平仄都不合，颔联对仗也成问题，但通篇笔力雄健，为他人所罕见。再看其他人推出的七律压卷，无论是《登高》也好，《秋兴》八首也罢，尽管篇名不同，题材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的七律为主，都在气势浩大、骨力遒劲的风格范围之内。绝不会把“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些小巧妙思的七律选为压卷。至于沈俭期的《独不见》有此荣幸，恐怕与其独特的位置有关。姚鼐以为此律“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正说出了其中的地位与玄机。窃以为：《黄鹤楼》以健气为胜，《独不见》以圆润为胜，二者各得其妙，而后者可视为初唐七律第一。

由于盛唐诗气象博大，七律亦多雄浑伟丽，气势磅礴，未免让杜甫、王维、崔颢等盛唐诗人占了便宜，多有被选为第一者。但也有人为此抱不平，硬是从中唐诗人中发掘了二首七律压卷，这便是刘长卿的《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沈德潜曾说：“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然前此浑厚兀养①之气不存。”但刘长卿这首《献淮宁节度使李相公》实在是鹤立鸡群，“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诸句健气凌云，通体浑成。沈德潜谓此律“起手如黄鹄高举，见天地方圆。”金圣叹说它如“象王回身”，都是盛赞此诗的气象壮阔，雄伟浑成。难怪何焯叹道：“气势笔力匹敌《黄鹤楼》诗，千载绝作也。”

（摘编自《文汇报》2017年4月14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