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理发处

丰子恺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杂货店旁边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时候,恰好从船窗中望见这副剃头担的全部。起初剃头司务独自坐在凳上吸烟,后来把凳让给另一个人坐了,就剃这个人的头。我凝神纵目,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图画来。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疏密匀称,姿势集中,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有时微嫌左右两旁空地太多或太少,我便自己变更枕头的放处,以适应他们的变动,而求船窗中的妥帖的构图。

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故被剃者出钱雇用剃头司务,而剃头司务受命做工;被剃者端坐中央,而剃头司务盘旋奔走。但我看来,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从。因为在姿势上,剃头司务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雕刻家正在制作。被剃者不管是谁,都垂头地坐着,忍气吞声地让他弄。纯粹用感觉来看,剃头这景象中,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因为他无声无息,呆若木鸡;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司务之手,全无自主之权。独有被剃头的人一声不响,绝对服从地把头让给别人弄。因为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头的景象,在感觉上但见一个人的活动,而不觉得其为两个人的勾当。我很同情这被剃者:那剃头司务不管耳、目、口、鼻,处处给他抹上水,涂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满头;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这种身体的不自由之苦,在照相馆的镜头前面只吃数秒钟,犹可忍也;但在剃头司务手下要吃个把钟头,实在是人情所难堪的!我们岸上这位被剃头者,耐力格外强:他的身体常常为了适应剃头司务的工作而转侧倾斜,甚至身体的重心越出他所坐的凳子之外,还是勉力支撑。我躺在船里观看,代他感觉非常的吃力。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我想把船窗中这幅图画移到纸上。起身取出速写簿,拿了铅笔等候着。等到妥帖的位置出现,便写了一幅,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自己批评且修改。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肢体不分,好似一个雪菩萨。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又全靠这凳脚与右边的剃头担子相对照,稳固了全图的基础。凳脚原来只露一只,为了它在图中具有上述的两大效用,我擅自把两脚都画出了。我又在凳脚的旁边,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当作被剃头者的黑裤的露出部分。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白布愈加显见其白;剃头司务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而为全图的主眼的一大块黑色——剃头司务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类色于画的左下角,可以增进全图的统调。

船主人给十个铜板与小杂货店,向他们屋后的地上采了一篮豌豆来,现在已经煮熟,送进一盘来给我吃。看见我正在热心地弄画,便放了盘子来看。“啊,画了一副剃头担!”他说:“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捉牙虫的、测字的、旋糖的,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我刚才去采豆时从篱笆间望见,花样很多,明天去画!”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先生,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那里有许多花园,去描花园景致!”她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娴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贵妇人;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妆了加入在里头,拍这一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我很同情她的一片苦心。世间颇有以为凡画必须优美华丽的人,以为只有风、花、雪、月、朱栏、长廊、美人、名士是画的题材。我们这船主妇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我吃着豌豆和这船家夫妇俩谈了些闲话,他们就回船艄去做夜饭。

(有删节)

儿女

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这举动究竟出于甚么旨意，本于甚么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其实旨意与计划，都是虚空的，自骗自扰的，实际于人生有甚么利益呢？只赢得世故尘劳，做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

当时我独自回到上海，走进空寂的租寓，心中不免虚空起来。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间里的篮钵、器皿、余薪、余米，以及其他三年来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尽行送给来帮我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里的儿子。只有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甚么缘故），我不送掉，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

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九岁，所以我对于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因为不复含有那种加味了。

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悠闲宁静的独居生活，在我也颇觉得可恋，又可感谢。然而一旦回到故乡的平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的时候，我又不禁自伤了。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体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象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姊姊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于是我在自己心中默默地批判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投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箧、笔砚、墨水瓶、浆糊瓶、时表和茶盘等，不喜欢别人来任意移动，这是我独居时的惯癖。我——我们大人——平常的举止，总是谨慎、细心、端详，斯文。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坏或扰乱。因为我的手足的筋觉已经由于屡受物理的教训而深深地养成一种谨惕的惯性了。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我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刻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因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惕，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岂象我们的穷屈？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们的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害这天赋的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1928年夏作于石门湾平屋

（取材于丰子恺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