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即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是对现有无线接入技术（包括2G、3G、4G和WiFi）的技术演进。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在2016—2018年进行，分5G关键技术试验、5G技术方案验证和5G系统验证三个阶段实施。5G第一个标准版本于2018年6月完成，完整版本或于2019 年9月完成，并有望在2020年实现大规模商用。5G移动通信技术是通信技术不断发展和移动用户不断增多的必然产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重视。从基础条件来看，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近几年经济的发展更是带动了信息产业的超高速发展，整个数据处理能力正稳步提升。同时，中国发展5G还具有政策红利，国家早于2013年进行5G发展战略规划；华为等通信巨头频频完成技术突破,助力中国5G技术走在全球前列。

（摘编自《2018中国5G产业市场与商业应用模式研究报告》）

5G可达到10GB/秒。传输速度的提升，意味着网络容量的扩大，在同一时间内，就可以允许更多的用户访问网络。5G通信使用毫米波技术，容量超大。毫米波覆盖的频带范围非常宽，能够满足数字信号的传输要求。其兼容性也很好，5G通信选用多输入多输出技术，通过部署大规模天线阵列，就能够支持几百根天线同时工作。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之下的全球化高科技公司来说，想要生存并发展，首先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前段时间，作为全球四大通讯器材商之一的中兴公司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元气大伤。其次要有风险意识，以美国为例，其兴趣主要在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不惜为此高筑贸易垒壁。全球化的高科技公司所面临的贸易形势非常严峻，因此在开拓新的市场时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另外需分散经营，多点开花。如华为的产品在西方发达国家遭到抵制，却突破封锁，在印度有所收获。

（摘编自《5G：高科技之争缘何变了味？》）

未来5G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将是巨大的。根据预测，到2035年，5G在多个行业将会为全球经济创造12.3万亿美元的产出，占2035年全球实际总产出的4.6%。在中国，从产出规模上看，2030年5G带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将分别达到6.3万亿和10.6万亿元。中国和美国有望在接下来的15到20年都主导5G研发与资本支出。在2020—2035年间，美国在5G价值链的研发与资本性支出为1.2万亿美元，份额约为28%，中国为1.1万亿美元，份额约为24%。到时排名前两位的美国、中国会共占超过一半的份额。

2019年将会是5G商用元年,5G的投资会贯穿2019全年。中国高铁成为中国名片，是建立在京沪高铁350KM稳定运营的基础上；中国5G则需要建立在华为、中信、移动、电信、联通和大量的成熟产业链的基础上。目前以华为为首的一批5G公司，正在逐步掌握核心科技，成为5G技术的引领者。

（摘编自《中国的5G建设，未来会成为中国的名片》）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图1）。

图l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君子”一词很难界定，勉强相应于西方文化中的绅士Gentleman。研究表明，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我们都希望社会的管理者是像样的君子，因为中国历代文化都强调统治者作为一个民族的表率，要通过教育来化导民众。君子既是一个统治者，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教育者。《礼记·学记》开篇就讲“建国君营，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君子来管理一个国家，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通过教育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化民成俗”，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虽然君子是一个在上位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但这主要是指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相对于小人、野人来讲的。孔子以后，君子的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君子从社会地位的标志转变为人格品格的标志。孔子主要从道德的理念来给“君子”做一个这样的规定，这在以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主流。君子跟小人的差别主要是在道德上、品格上的差别。

当然中国文化中也不是仅有“君子”这一个词，与君子含义相近的，一个是“士”，再一个是“圣人”。荀子给这三个概念做了相当明晰的解释，他说“好法而行，士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办事，侧重于从现实的做人做事方面，来实现和遵守这个“法”。荀子接着讲，“笃志而体，君子也”。是说君子既有远大的、坚定的志向，又能够很实在地去实践。荀子又说“齐明而不竭，圣人也”。对天地人之理都看得很清楚，而且没有停止，不断向上，不断探索，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这就是圣人。荀子给“士”“君子”“圣人”做了相当清楚的定义，这三个层次都是遵循一个做人的根本道理，遵循社会应该遵守的一个理法去做的，而且要坚持不懈不断地提升。而君子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达到的道德楷模，所以君子更现实、更实际，我们达不到做圣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君子。我们常用“博雅”来形容君子，所谓“博”就是学识丰富，“雅”就是品行端正。这两个字是君子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

君子的社会作用，首先是引领社会风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就像一阵风一样，小人的品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君子起引领的作用，是社会正能量的体现。宋代的张载在《正蒙》里面也说，“君子于民，导始为德而禁其为非”，就是指君子引导民按照社会的德行前进。引领就必须以身作则，要身教，自己先做到。“身教胜于言教”，君子能够以身作则地身教，所以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君子不用出门就可以使国家的百姓受到教育，就因为他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以自己的行为教育大家。引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习俗。一个社会的良好习俗非常重要，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里面就讲到，“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什么都要用法律来管理，社会是管不过来的，要靠大家道德的自觉，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习俗。

君子的另一个作用是传承文化。文化的传承靠君子来延续，社会上如果没有专治于文化传承的人，那这个文化就会中断。随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内涵和形式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文化的根本精神不能放弃，这要靠君子来传承。我们要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大家拘泥于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是要把文化的灵魂和精神的东西传承下来。

（选自《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有删改）

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化产业都处于市场化程度偏低、管制偏多的状态，这不仅抑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未能满足社会正常的文化消费需求，而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这部分未能满足的文化消费需求将会不断提升。因而，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前提下，当政策的东风吹起时，文化产业自然就成为了资本的投资方向。相应的，资本的这种预期和注入也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力。

因而可以说，当下资本与文化的相遇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和创造了良机。然而，能否把握将良机转换为文化产业的良序发展，文化产业却充满了忧虑。

资本的天性是急功近利，追求的是短时间、高收益。文化的天性——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是“透出人心”，其最为忌讳的恰恰是“急功近利”，好的文化项目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一个成功的文化产品固然能够为资本带来巨大的爆发式利润增长，但在取得成功之前，需要资金的持续投入，更需要投资者和运营者懂得文化，懂得持续发展，愿意长期浸润在文化中，将打造文化精品的愿望优先于谋取暴利。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涌入文化领域的投资者普遍怀着淘金的情怀，高盈利是他们的首要选择。因而，很多文化公司面对的不仅是资本的快速注入，还有高回报压力。

以股权投资为例，一般来说，当风险投资对企业投入一定资金后，会占有相应的股份。为了确保资本回报，投资者会与创业团队签署对赌协议，要求企业每年盈利需达到一定数额，如果企业不能实现定期业绩，风投所占的股份比重就会上升，直至获得企业的控股权。

在定期业绩的压力之下，文化企业不可能以厚积薄发、精雕细琢、打造文化精品来作为发展目标，只能以快速发展、做大企业、尽早上市，以便赢得更好的投资方来接盘作为企业目标。为此，很多文化企业不得不放弃其产品的文化属性，而单纯以商业性来打造产品。

结果，在文化产业领域内，一方面，最能获得资本注入的仍然是电影、出版发行、演出等商业模式已然成熟清晰的企业；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资金的注入，新成立的文化企业会纷纷按照风险投资的偏好来组建企业团队、构建企业理念。这是文化与资本相遇时最容易出现的结果，而这一结果的最终结局是，文化企业因丧失了文化属性而被市场淘汰，被资本抛弃。

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资本是水，文化产业是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理性长效的投资，可以帮助文化产业做大无形资产，形成战略优势，实现产业链条的延伸升级。急功近利的投资，则会让文化产业摒弃缓慢沉淀和精雕细琢，放弃文化属性，最终失去文化企业的可持续。文化产业虽然借着政策的东风赢得了资本的大量涌入，但它与金融资本的对接融合，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节选自2012.06《新产经》，刘芳《当文化遇到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