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种植自己

王清铭

三岁的时候，他的在一个小煤窑打工的父亲因塌方被埋在土中，撒手而去。父亲被埋葬的那天，母亲哭得声嘶力竭，他黑着脸，就是不哭。大人就对他说，你爸过世了，再也回不来了。

他不说话，只是把头摇得像风中的小草。

他不相信那个老是用宽大的手掌抚摩他，用粗硬的胡须扎他小脸蛋的父亲，会永远消逝，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他跟母亲在房前的空地种过南瓜，一粒种子点下去，浇一些水，隔一段时间，就长出嫩叶，然后藤蔓爬满架子，最后结出很多很大的瓜。

他问母亲：把爸爸种植①进土里，什么时候再长出来呢？

母亲看着他明亮的眼睛，不忍心伤害一个孩子的心，就连声说：快了，快了，明年春天的时候。

于是，他经常坐在屋门前，眼望着后山，希望看到婆娑的树影里他的父亲正大步地走回家中。第二年清明节时，他跟母亲去上坟，坟上的树跟他一样高了，但他的父亲还是没有从地里长出来。

他问母亲：爸爸怎么还不长出来，是不是我们没有浇水呢？

母亲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他有点明白过来了，也哭了，眼泪把整个衣襟都弄湿了。

十三岁的时候，祸不单行，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又被一场车祸吞噬了生命，他成了孤儿。埋葬母亲的那天，天下起瓢泼大雨，但他不哭。也不再相信娘种植进土里后，会再长出来。

十三岁的孩子没有谋生能力，邻居东凑一把米，西给一捆柴，衣服破了，有人争着拿回家缝补。他和村里的孩子打架了，那些孩子回去肯定挨父母的打。谁家里煮了好东西，一定要派孩子来叫他，以至于有些孩子怀疑他是父母送给别人的兄弟。父亲就对孩子黑着脸，说：就是，就是，你以后要把他当兄弟。

十三岁的时候他在村里有了许多的兄弟姐妹，虽然村里的生活很贫困，但他的生活很幸福。

二十三岁时大学毕业，他要求分配回村里的小学任教，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要报答村人的恩情，他的学费是村里人用米和鸡蛋换来的。他的工资除了留一点生活费，全部补贴给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为了报恩，他娶了村里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女子，只因为这女子的母亲把家里最后一只母鸡卖了，为他凑足了学费。

恩情似山顶的天空压在他的心头，但他瘦弱的身体不是嶙峋的山峦。有时侯，他偷偷跑到父母的坟前，让泪水漫过他孤独无助的心灵。他想到三岁时的梦想：假如父母种进土里，能够再长出来该多好啊。至少他现在不会觉得欠了村里人很多的情，这份情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

三十三岁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家乡，想法很简单，离开这些给予他养育之恩的村人，他不想再背负这沉重的负担了。决定离开的时候，妻子骂他忘恩负义，他摇了摇头，给了这个他从来就没有爱过的女子一巴掌，然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一抹嘴角的血，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四十三岁的时候他在城里当了老板，每年都拿出很多的收入交给农村教育基金会，并指定要捐给他工作过的那个乡村小学，他不留名，也拒绝记者采访。

我成为他的朋友是后来的事情了。有一次酒酣时，他说起了这段经历。我沉默了许久。然后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现在是把自己的心种植②进了生活过的那个乡村了。报恩有多种方式，最好的方式是让自己长成大树，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阴凉。”

（选自《读者》2010年第8期）

李雪健：我想做一颗坚硬的小石子

“我这一辈子，只想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演员。”李雪健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简单，质朴，文如其人。圈里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的要求之严格，足以让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睹“合格”二字而赧颜。他曾因《横空出世》里未能减肥出演而感到耻辱，也因拍摄《杨善洲》之前怀疑人物的真实性而倍感内疚。《中庸》有云：“知耻近乎勇。”对于把演员的职业性和荣誉感看得超乎一切的李雪健而言，他已足够勇敢。

1954年2月，李雪健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由于降生之际漫天飞雪，本名“雪见”，后又因身体不好，改为今名以寓健康之意。孩提时代的李雪健尤其爱看电影，然而那时在农村，看一场电影却不像如今这么容易，往往要提前在乡下小学排队随组织进城。谈起《鸡毛信》《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等“那些年追过的电影”，他眼中放光，如数家珍。他说，早年看的电影对自己的影响极大，对一生价值观的形成，几乎是决定性的。

受早期经典影片的影响，李雪健从小就立志做一名坚定而纯粹的英雄。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将演员这一职业演绎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一心为民的县委书记，还是替天行道的聚义首领，在他的演绎中都能透出一股子“纯粹”——戏内戏外，他的纯粹有口皆碑，以至于当他面对当下喧嚣复杂的娱乐圈时，常常感到困惑。“我不知道演艺界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娱乐圈，我是一名演员，不是什么明星。生命有限，我只想多演戏，而不是无休止地炒作、曝光”他禁不住面露哀戚。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八个字是李雪健慢慢悟出的为人之道。年事渐长，他接触媒体的时间越来越少，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不会说话”。即便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刻，一字一句也斟酌备至。儒家所言“敏于行，讷于言”，大概可作为对其为人最恰如其分的概括。

1977年，李雪健离开部队的业余宣传队，考入空政话剧团，正式开启了自己“专业演员”的生涯。1979年，他和同期学员班同学（包括至今仍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濮存昕、王学圻、王向明等人）观看了话剧《西安事变》，其中扮演张学良的曹景阳，演技精湛、表演细腻，深深折服了他，以至使他“两个礼拜茶饭不思”。1980年，当他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饰演主角之时，曹景阳正好来观摩他的演出。

“听说他要来我特别激动。演出结束后他来后台找朋友，我就刻意去他身边转悠，就想让他夸我一句。”谈起自己当年稚嫩的“追星”行为，李雪健也忍不住笑了出来。而此后与“偶像”的一次邂逅，更让他终生难忘。某天演出结束，他在乘车回家的途中无意瞥见了曹景阳，舞台上风光无限的他，平日里的打扮却是“大棉袄灰裤子加布鞋，普通的工人装束”，差点认不出来。“这就是我的偶像，一位不像演员的大演员。”提起故人，李雪健总是停下话头，仿佛陷入久远的沉思。

1987年，事业不顺的李雪健曾收到曹景阳的手信，上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陪伴他走过了人生的低谷。2001年，正当他身患癌症的时刻，却传来了曹景阳去世的消息。一世相交，天涯同悲，他忍不住涕泗横流。无法离开病床的他，最后只能提笔写下一方大字“悲”，托人焚烧在曹景阳的灵前。

如今的李雪健，依然保持着一年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的工作量，很少接受采访或广告的邀约。经历过死神磨砺的他更加笃定从容，然而交谈中却谦逊如前，从不摆出长者的架子。兴之所至，他还会饶有兴味地讲起讽刺段子，手舞足蹈之状如同陶醉其中的顽童。“我只想做一颗坚硬的小石子。”他说。笔者不由得想起关汉卿的自画像，那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只是，前人的画像铮铮如铁，李雪健的眉眼却慈悲如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2日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为2.44亿，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已超过六成。

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80后”所占比重为35.5%；其次是“90后”，占24.3%，二者合计约占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六成。“00后”和“10后”的占比分别为19.3%和20.9%。

在居留意愿方面，2017年，40.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愿意将户口迁入流入地。83.6%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计划今后一段时间继续留在本地，其中36.6%计划在本地定居，15.3%计划在本地居留3到5年，9.2%计划在本地居留10年以上。

此外，《报告》称，新生代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群体，表现出对城市社会较好的适应性与较高的融入意愿。

调查数据显示，97.3%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93.3%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愿意融入本地人之中，73.2%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认为自己已经是当地的一员。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12月22日）

材料二：

198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

（摘编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

材料三：最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伴随产业流动的过程也将会优化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

过去的劳动方式多数都是人们靠力气，靠胆量，靠不怕苦。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的逐步多元化以及消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的提高，传统的生产经营已经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只会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优势。

产业决定就业，产业发展得越好，接纳的就业人员就越多。从近年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的加大，传统、低端制造已经很难再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其接纳就业人员的能力也将逐步失去。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互联网等，这些产业对劳动者综合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很高，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综合能力不强的城市居民，都将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相反，那些具有较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大、渠道越来越宽。流动人口的结构也开始从相对低端转向了相对高端，数量开始减少，流动的效率却在提高。这种由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流动人口减少，无疑是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所以，流动人口减少，从总体上来讲是一件好事，也代表一种方向，那就是对劳动者综合能力与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能否转移、如何转移，还是要看劳动者个人的素质。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材料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自2013年以来，中央一方面大力推进市民化进程，对于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如：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宽住房保障渠道。在确保所有流入城镇的人口都能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同时，还将逐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另一方面，2015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发布，到2020年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成为政策目标。在具体的扶贫路径中，有中央拨款、地区帮扶、企业帮扶、市场帮扶多种模式。舆论最关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也被纳入扶贫攻坚战的核心目标。得益于这一系列措施，流动人口的增速开始下降。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8年12月26日）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中国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达到凝聚人心，团结族人，互爱互助的效果。这样，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脚踏实地，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从而以传统文化的孝、悌、显耀祖先功德等诸多方面，体现对“礼”的理解和强调。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追溯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祠堂在建立家族共同体的进程中，形成“天下一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礼”主要内容；对共同族源的认同和体悟，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达到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他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2页上部分）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他不负传统望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他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和口耳相传里面，他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名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