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抛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方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阚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摘编自人民网)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因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Horrible Histor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色列Armoz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s aski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Tim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客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面》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

材料一

先秦史传文学，从最早的《尚书》到《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其“史传”的性质逐渐减弱，而“文学”的性质则逐渐加强。《尚书》记言直录，不别方语雅言，亦不加裁剪；《春秋》记事简洁，如新闻标题一般；后世文学家对这两部著作推崇倍至，主要是崇其高古，很难说其有多少文学意味。至《国语》《左传》，记言记事写人，尚裁剪，重技法，且开始出现与史无关而于文有益的“闲笔”，其叙述之高明，言语之醇美，较之《尚书》《春秋》，非止一箭之进。到《战国策》，夸张失实之处俯拾皆是，很多记述都是出于文学的考虑，而难以史学的标准衡量，最突出的便是“床笫之私”“密室之谋”之类情景的记述。发展到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史记》出现，这两方面性质同时达到了最高水平，“      ”，言其史传之成就，“      ”，言其文学之成就。然而从《汉书》开始，便预示了与先秦史传文学恰好相反的趋势，即“ ”性质的加强，和“ ”性质的减弱，这一趋势也就意味着“史传”与“文学”的分离独立，后世的史传著作便很难再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了。

材料二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智者的游戏。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林立，战争不断，周边戎狄蛮夷迅速强大，各诸侯国身处忧患之中，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只有利用强大的军队去征服别国。战争磨砺了智者，催生了谋略，产生了智慧。在战争中，人类将政治智慧发挥至极致。毋庸质疑，春秋战国的历史是血染的历史，是白骨堆积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智慧与狡诈、血腥与惨烈构成时代的主旋律，这里有流芳千古的浩然正气，也有滑稽可笑的荒唐闹剧。虽然说“春秋无义战”，但是，战争却有自身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武器的进步、战争方式的变革，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造就了一大批擅长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他们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裁篇著录，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个兵家荟萃、群星璀璨的兵法盛世。兵家思想正是这一时期战争智慧的集中体现。

《孙子兵法》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所提倡的“知己知彼”“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等军事思想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圭臬，堪称世界第一兵书。他全面总结了以前的战争经验，分析、论述了作战原理，提出了军事上许多杰出的命题，揭示了认识和指导战争的普遍性规律。内容丰富，见解精辟，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而且还深远影响了后世乃至当今的军事思想。

战争离不开外交。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人物，被称为“纵横家”。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却往往能取得奇效，纵横家多出身贫贱，苦难的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比如苏秦“悬粱刺股”。他们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退却百万之师，也可以用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统帅六国雄狮逼秦废帝号；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地600里；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直至完璧归赵。纵横之士智勇双全，且不乏仁义之辈，他们的机智和勇敢，一直被后人敬仰。

   漫说姓名文化

当我们热热闹闹地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以为，我们其实遗忘了最大的一笔遗产——姓名文化。姓名文化经数千年积累演变，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系统，蕴涵着丰厚的人文信息、民俗资源、历史积淀、社会符号、文明指向、思想意趣、家族身份、修养成果。这一文化系统不但影响了其他民族，而且辐射至周边地区。

人人都有自己的原初之根、文化之根。这个根是民族、国家和籍贯不能替代的。我们的5000多个姓氏，大多源于上古，几乎都存有自己的起源故事和嬗变历史。从先秦姓与氏的“别婚姻”“别贵贱”，到秦汉的姓氏合一，再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内许多民族纷纷采用汉姓，每个姓都是一部历史。

根的意识曾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根的文字载体就是绵延不断的谱牒，根的终极意义是宗亲归属感。从前，谱牒和宗亲的广博关怀可以让千里之外的人也互为依托;现在宗亲仍可以令个人与家庭在茫茫人海中，在生疏的大千世界里，寻求到一份精神的慰藉.这宗亲早已不是血缘之亲，而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横向联系。

在浓浓的姓氏文化熏陶下，不管走到哪里，仰望“四知堂”的匾文，我们就知道了主人姓氏的归属;远远看见“陇右名望”，我们就明白了这一村的大姓是什么。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寄身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无形的姓氏文化则保存在有形的匾额和石刻里。

我们的人名文化历史也很悠久，内涵更为丰富。从商代的干支入名，到后来的“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入名的禁忌;由春秋战国时期打破禁忌，好以贱丑隐疾为名，再到西汉以后尊崇圣洁文雅为风尚;从新莽禁用双字，到南北朝盛行二字;由唐宋时期形成的以辈次命名，再到清乾隆钦定孔子后裔辈次用字30个，不但组成了绵延不绝的人名历史，也在人名的走向转变中显示了我国历代的官风民俗。人名文化还包括字、号，还有学名、小名、诨名，互补互衬，传递出长辈的期待、自己的志向和旨趣。

我们的人名文化最讲究避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我国文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其中，家讳、内讳是家庭之避讳，国讳、宪讳、圣讳，属于社会之避讳。在避讳中，嫌名，即避字音同或字音近之讳，最为普及。避讳的方法有改字、空字、缺笔、换音。那个时代，家讳这一显示民族伦理精髓的避讳最为顽强。

姓名文化，作为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种活的传承，而这传承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传承的载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其兴衰负责。如何传承我们的姓名文化，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