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曾赋诗咏梅：“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在这里，当白梅和落雪引起人们视觉上的混淆时，发挥重要辨别作用是就是嗅觉。人类能够识别和记忆大约1万种不同的气味，其生理机制却一直是个谜。为此，许多科学家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以求找到解开奇妙的嗅觉世界之谜的钥匙。

在嗅觉的早期研究中，气味的识别，一般被认为是气味分子与嗅觉受体相结合的结果。1977年，科学家发现这种受体存在于嗅觉神经元伸入鼻腔黏膜的嗅纤毛上。一旦将这些嗅纤毛移除，嗅觉能力也将随之丧失。这说明嗅纤毛是嗅觉系统运行的起点。

但是，气味分子又是如何转化为嗅觉信号传递到大脑的呢？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发现，当气味分子与嗅觉受体结合后，作为化学信号的气味分子经过属于GTP蛋白（通称G蛋白）的嗅觉受体的复杂作用，转变为电信号后，便沿着嗅觉神经开始一声拉力跑。这些信号先从鼻腔进入颅内，最后被传至大脑嗅觉皮层某些精细区域，在那里它们被翻译成特定的嗅觉信息，即人们的感知。这就是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为我们描述的完整的嗅觉信号通路理论。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科学家就发现在探测气味的神经元中存在着一套G蛋白信号通路，而且前人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成果也暗示G蛋白可能参与了嗅觉信号的传导过程。当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在构建嗅觉信号通路理论时，他们发现嗅觉受体属于G蛋白受体家族，蒙在嗅觉系统这个谜团上的“盖头”终于被掀开了一角。

作为优秀的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并没有在这里停下脚步。他们将嗅觉系统的研究提升到了分子水平，尤其是侧重基因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人能能够识别众多气味分子，其自身必有多种能识别这些气味分子的发球G蛋白的嗅觉受体，并且还存在着编码这些蛋白的基因家族。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这种创造性的研究为他们200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奠定了基础。

谈田园诗离不开陶渊明。陶的田园诗对农村事物和恬静的环境给予了由衷的赞颂，朴实自然毫无喧饰，充分表达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同时将农村那宁静平和的生活表现得如仙境般优美，令人神往。诗人对田园生活的赞美未直接说出，而是通过草屋茅舍、榆柳桃李、远村炊烟、鸡鸣狗吠、山气飞鸟的白描，流露出对田园生活的由衷喜爱和深切依恋，将诗人那纯净的心地和平静的心境，与简朴恬静的田园风光交融为了一体。

在诗歌创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至关重要，而情又是最重要的，离开情的景就没有了生气，离开情的理更是“淡乎寡味”的空理。而陶诗总能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悟出之理，又呈现新的意境，给人以美感。他善于寓情于理，把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形象化，把诗情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因而给人以清新自然、毫不枯燥的感觉，可谓发乎事，源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是对现实生活作单层次的、平面的再现，而是在情、事、景、理的统中构成了多层次的艺术整体，给人们以丰富而深刻的审美享受。如《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タ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这首诗里，“悠然”采菊，南山和飞鸟，还有对“真意”和“心远地自偏”的感叉，概括起来就是外在的事与景和内在的情与理的统一，构成深远浑厚的意境。

陶渊明的田园诗能够千古流传，与它语言的质朴关系很大。陶渊明独特的生活经历，朴素的农村生活和平淡的田园景色，要求尽可能采用近似“田家语”的补素的语言和白描手法，从而形成田园诗平淡自然的风格，达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如千古名句“悠然见南山”中“见”字准确地传达了诗人采菊时俯仰自得的情貌，初不用意，猛然见山，是心理上偶然发现的喜悦，一个“见”字，使意境有飞动之趣。《归园田居·其三》中有“带月荷锄归”之语。如果是“戴月”，只是披星戴月的客观景象，没有情感意趣的灌注。“带月”则将月亮紧紧联系在一起，使画面上人的形象和月景融成一片，一人的惰趣笼罩整个境界。以“带”字写人带月行，人的一片情意濫出，主观色彩要浓郁得多,总之，陶淵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通过描写田园事物，或春游，或登高，或酒，或读书，或与明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舒展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柔麻，表达了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创造了高远裁俗的艺术境界，达到了物我合一、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了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摘编自刘光祖《浅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