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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里的陶渊明

路过

陶渊明,东晋大司马陶侃重孙,其父为安城太守陶逸,在这样一个世家里,先祖的丰功伟绩激励着陶渊明,他后来曾写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良好的家教熏陶下,陶渊明学习很努力。八岁的时候,陶渊明的父亲死了,只好与母妹三人一起,投靠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据说是“好酣酒,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的,颇有魏晋名士风范,而这位野逸散仙般的老先生也成为陶渊明学习的榜样,在归隐后的陶渊明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嘉的影子。

陶渊明长大了,就搬出祖父家单过,在陶家园盖了几间房子和老母同住。这期间,主要是在家读书和出外游学。祖上留下来的一些积蓄逐渐耗尽,亲友接济也逐渐不支,生活每况愈下。而且家里也已经没米下锅,学而优当仕,陶渊明决定外出做官。这个时候正是东晋末年,接二连三地爆发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陶渊明的仕途生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公元393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王凝之(王羲之的儿子)手下谋了一个祭酒的差事。可惜好景不长。王凝之这人脾气不好,喜欢用鼻孔看人,可陶渊明官职虽小,也是有傲骨的,四个鼻孔相对,两个人隔阂日深。陶渊明心灰意冷,不久就“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了,第一次仕途结束。

公元400年,陶渊明三十五岁,也许是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来到荆州,投靠到荆江二州刺使桓玄门下做了个参谋。但陶渊明很快就发现桓玄有个要命的想法——做皇帝。陶渊明毕竟是正统文人,忠君思想深入骨髓。他当然不想趟这造反的浑水,恰恰这年冬天,陶渊明母亲去世,于是以母丧辞官,第二次仕途结束。

公元402年,桓玄举兵攻入东晋首都建康,改国为楚。公元405年,刘裕在家乡京口起兵攻击桓玄,陶渊明很高兴,马上去投奔刘裕,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这一年,刘裕击败桓玄,扶保司马德宗登基,紧接着司马德宗将皇位禅让给刘裕,刘宋王朝诞生,南北朝开始。论功行赏,刘裕却仅仅封陶渊明做了一个无职无权的镇军参军。

陶渊明对刘裕是颇有几分崇拜的,但骨子里的正统思想却使得他对刘裕的“谋朝篡位”颇有不满,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作用下,眼里的刘裕就有了许多异样的味道,刘裕对陶渊明这样的心态自然也是洞若观火,所以当然也不会重用陶渊明。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中写道:“日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三月,上表辞官,马上被批准。再回家种地。

还是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

这次到任应差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生计,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连酒都好久喝不上了……”

但干到第八十一天,浔阳督邮要来视察,手下说:“您得穿戴整齐了,去跪迎上差。”这时候,陶渊明心中多年的郁结和文人傲骨终于爆发:“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是陶渊明第四次辞官,也是最后一次,十三年的仕宦生涯结束了。

幸甚啊,幸甚!归去来!

魏晋文人洒脱飘逸的风骨对他影响颇大,陶渊明这年为自己更名为“潜”,并开始与佛道隐士来往,思索感悟,在自然天地中体会自然化生,天人合一的快乐。终于得出结论,要“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了,这时候的陶渊明终于不再是一个半吊子政客,半吊子侠客,而成长为我们心目中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以此为节点,把陶渊明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段。

陶渊明归隐之后,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生活,每天就是流连山水田园、饮酒、吟诗。与当年龌龊官场一比,真有重生之叹,这时候的陶渊明知道,这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

他以诗明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是说过去错了,对仕途彻底绝望了。陶渊明归隐后有自得与快乐:“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也有抑郁:“……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丰收的年头,陶渊明家会酿几大缸米酒,朋友来了,则必饮,一般总是老陶先醉,醉前会说: “我要醉了,不送你了啊,自己走好。”真是可爱极了。歉收的年头,老婆孩子都一脸菜色,酒就没了。这时候也有朋友送他些钱米,也有的就请他过去,说是谈谈诗什么的,实际上就是想让陶渊明一醉。陶渊明曾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感叹:“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生活的确时有艰难,但归隐后的陶渊明,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里,最终得到了畅快淋漓的自由,他的诗章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境界,我们记住并且欣赏的也正是归隐后的田园诗家陶渊明:

《归国田居》里,他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桃花源记》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五柳先生传》里“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桃花源是一个抛却利禄功名后才能进去的一个弥满花香的所在,桃花源是个大美的所在,在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里,人们自由和平,天性真纯。成为了历代中国文人心灵的寄所,成为一个代表“田园隐逸”的文化符号。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学而优则仕”是陶渊明几次出仕的原因。他是正统文人,有正统的忠君思想,加上少有大志,希望在仕途大展宏图就不难理解了。
B.陶渊明仕途经历坎坷。他先后在王凝之、桓玄门下做事,之后又投奔刘裕,却都不得志,最终在彭泽令任上辞宫归隐。
C.本文基本按时间顺序展开,结构完整。“幸甚啊,幸甚!归去来!”一段上承上启下,表达了作者对陶渊明最终归隐的肯定和欣喜。
D.本文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文章评叙结合,多次引用陶渊明的诗句,多次使用心理分析和细节描写等手法,使人物丰满可信。
E.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一直过着拮据的生活。荒年要靠友人接济才能生活下去,所以在纵情山水田园之时,心中也感慨悲苦。
【小题2】请分析陶渊明辞官归隐的主要原因。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9-10-18 09: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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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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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个人有德行和人格,具备了信任的条件,就可以保证人与人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
B.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先置身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的交往关系,然后再承担责任。
C.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的意义是,对象始终诚信如一,便可以产生持久的信任。
D.与中国传统的信任相比,新教的信任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的是
A.文章以建立信任关系为立论的基础,论述了确立信任关系的主体、对象的条件。
B.文章论述德行人格与诚信的关系时,引用或列举儒家经典著作的内容予以印证。
C.与控制失信风险的写作动机有关,文章主要论证了个人层面诚信塑成的重要性。
D.文章通过分析可信而不予以信带来的问题,对人与人的信任做出了新的论述。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这表明,信任别人是有条件的,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
B.如果对可信对象予以信任,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的问题,建立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
C.“信”事实上与礼相连,而礼又跟政治、伦理的体制相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信”与政治伦理体制相关联。
D.如果契约、信用等制度建设不健全,不能及时、恰当惩罚失信者,就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形成。

同类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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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衣食住行这类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不同,即使有不同,也没有根本的意义。比如,用筷子还是用刀叉或者直接用手抓吃饭,对于人类的命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主张义先利后还是义后利先,主张人是目的还是手段,把自然看作是与自己同属一个整体还是与己无关的对象,却足可影响人类甚至整个地球的命运。因此,这里不考虑作为物质现象的中国文化,而考虑这些现象中所渗透的中国的思想原则和精神原则,或者说,中国之道。

中国文化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推崇德性,倡导侍德者昌,侍利者亡,这是我们祖先的信念。我们的先人推崇的那些开天辟地的圣贤,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舍己为人,克己让人,给人类造福,他们都有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牺牲自己,成全众人。被我们中国人奉为文明始祖的人,无论盘古、女娲、还是伏羲、神农、或黄帝、尧、舜,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创造文明,与民兴利,公而忘私,品德高尚。

中国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有种种不足为人道的地方,但是它的文化精神就总体而言是高尚的,是不会过时的,只要人类希冀在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的话。中国精神或中国之道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如下几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愿景等。这些中国之道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但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能够复兴的根据。这些理念与西方现代性的许多原则是不相容的,却是人类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现代中国文化要有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感召力,只有建立在这些普适的理念基础上,而不能以已证明是有根本问题的某些西方现代性原则为基础。

当然,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是说只是将这些理念单纯在重申一下,而是要将它们予以现代的阐发,因为文化复兴实际是文化重建,这就需要我们不是把西方文化作为敌对的东西或对立的东西,而是要把它做为助缘。中国之道的理念若是普适的,它就能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就一定会有兼容性。重建中国文化不是恢复传统文化,而是发展中国文化。

【小题1】下列有关本文中的“中国之道”的说法,不准确的一项是(   )
A.中国之道是指渗透着中国思想原则和精神原则的现象。
B.中国之道并不存在于所有中国文化现象之中。
C.中国之道的核心包括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
D.中国之道是建立在普适理论基础上的高尚的文化精神。
【小题2】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任何生活方式都不足以影响人类的命运,无关乎中国的思想原则和精神原则。
B.中国文化一贯推崇的德性,既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复兴中国文化的核心
C.只要中国文化不过时,人类就能在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
D.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系列理念与西方现代性原则具有不兼容性。
【小题3】根据文中提供的内容,下列推断不合理的是(   )
A.坚持中国之道,并能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国文化才能够发展,复兴。
B.西方文化中也可能包含中国之道的某些内容。
C.西方现代性原则不具备有利于人类生存下去的普遍意义。
D.现代中国文化要具备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感召力,就必须重建中国传统文化。

同类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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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影评类自媒体越来越多,打破以学院派评论、媒体影评等为主的评论格局。自媒体影评以大众为目标群体,文风鲜明独特。快速、通俗是自媒体影评的特点,也是他们的最大优势。

客观、专业的影评是引领电影市场走向健康和成熟的重要推手。近几年来通过自媒体影评的口碑引导获得票房逆袭的艺术片越来越多,如2017年《二十二》上映过程中多篇10万+阅读量的影评传播,为高票房立下汗马功劳。而近期的《无双》《找到你》《流浪地球》等影片,也通过口碑传播有力扭转排片劣势,实现票房逆袭。显然,这对于当下影视回归“内容为本”是个强劲有力的引导和促进,自媒体影评对于服务观众、提振电影市场确实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自媒体影评已经深深介入电影产业。

快速、通俗也是双刃剑。自媒体影评对写作“时间”的挤压也容易造成以碎片化感受代替整体性把握,对眼球效应和高流量的追求,使得一些文章流于情绪化和不理性。一些自媒体影评成为影片营销广告投放平台,对于那些以观影指南形式或者以影评面目出现的营销软文,一般观众很难区分。这给观众了解影片信息带来干扰,也扰乱电影市场正常竞争。

这一现实境况,不但考验影评人的职业道德,也让影评写作的伦理困境放大,尤其是影评已经深度影响电影票房的情况下,影评人如何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如何在呵护产业与客观评论之间找到平衡,坚守影评的客观性和艺术性,发挥电影评论引领观众审美的功能,这些都遇到很大挑战。

(节选自丁莉丽《自媒体影评应提升公信力》,有删改)

【小题1】请简要概括自媒体影评的特点。
【小题2】结合材料,概括自媒体影评可以介入电影产业的理由。
【小题3】根据材料分析影评如何保持健康发展态势。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在当今诗坛,诗学家和诗人们普遍认为诗意主要来自于语言的陌生化。诗评家陈仲义认为:就语言层面来说,陌生化担负着对老去语词的埋葬任务,追求语词“前景化”,时刻对司空见惯的功利语言、实用语言实施狙击、拦截,增加感觉长度、制造新鲜刺激,因其特别符合诗语的刷新天性,陌生化的合唱一浪高过一浪,陌生化终成为现代诗学追求的美学标的之一。但我要说的是,由于诗人们过于偏好陌生化的语言,导致了诗歌偏离了读者的审美趣味,诗歌的面孔变得十分陌生,越来越多的读者在远离诗歌和诗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当前的诗坛需要有一种让读者觉得亲切和亲近的诗歌出现,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从学术层面看,任何把某种诗学理论极端拔高的结果,是会导致诗歌创作生态发生不必要的偏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出不同的诗学观点和理论,显得比较艰难。尽管这样我还是欣喜地看到中国内地的青年学者、批评家苍耳等,首先质疑了陌生化给诗歌带来的危害。苍耳认为:高度变形的语言恰恰对深入本体世界构成了一次障碍、一种抵消。它只是揭示了诗歌语言的一极,而忽略了潜在的另一极:亲近化。亲近化意味着归本、归源、归朴、归真。诗评家陈仲义也认为在某些语境下的熟悉语言,处理得好,一点也不会比陌生化语言差。诗人王立世是这种亲近化诗学理论的创作实践者,他这方面的代表诗作,我认为当推他的《夹缝》。
《夹缝》这首诗就这么短短几行,但是他带给我们的感受和体味却是无限的丰富。就是这样丰富的人生体验,诗人王立世,没有像有的诗人那样将满腔的情绪完全倾倒而出,而是很节制地选取了“夹缝”这一中心意象,同时撷取人们常见的花草、空气、鸟鸣、风雨等意象进行了丰富而又亲切的诗写。他不像有的诗人板着面孔,更不像有的诗人故作高深,在那里写着只有他自己才能读懂的诗篇。应该说,当今诗坛不缺少法官般刻板的诗人面孔,也不缺少哲学家般缥缈的诗意述说,更不缺少那些让人感到陌生和新鲜的现代或者后现代诗篇,缺的恰恰就是像《夹缝》这种让人感到亲切而又诗味十足、让人读之觉得亲近而又诗意深邃的诗篇。
现在很多诗评家和诗人认为陌生化的语言是最好的诗歌语言,甚至把它当成唯一的诗歌语言评判标准,这样的认识是偏激而又片面的,也是对诗歌创作有害的。要知道真正好的诗歌语言其实是在朴实中蕴含丰富的内涵,在亲近中交融着饱满的情绪。
为此,我认为诗人们有必要清洗自己的诗歌创作观念,清洗自己的诗歌语言。只有当诗人彻底地清洗掉附着在头脑中那些空洞无用的思想,清洗掉游荡在诗人创作时杂乱无章的情绪,清洗掉诗人笔尖下多余的不必要的语言修饰和枝蔓,诗歌才会变得越来越让读者感到亲近。只有让读者感到诗人可近,诗篇可亲,读者才会将他们阅读诗篇时的智慧发挥到极致。
(选自《在亲近朴实的诗写中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语言陌生化因为担负着老去语词的埋葬任务,能够增加感觉长度、制造新鲜刺激,且符合诗语的求新天性,所以得到了诗学家和诗人们普遍认可。
B.诗评家陈仲义认为:语言的陌生化追求语词“前景化”,时刻对司空见惯的功利语言、实用语言实施狙击、拦截,陌生化是现代诗学追求的美学标的之一。
C.诗人们在诗歌中大量运用过于陌生化的语言,会导致诗歌偏离读者的审美趣味,使越来越多的读者远离诗歌和诗人,因此作者呼吁出现亲近朴实的诗歌。
D.内地的青年学者、批评家苍耳等在诗歌创作生态已经发生了不必要的偏离的状态下,首先质疑了陌生化给诗歌带来的危害,这一点令作者感到十分欣喜。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诗人王立世是亲近化诗学理论的创作实践者,其作品《夹缝》语言亲切,诗意深邃,以极其寻常的意象带给读者无限丰富的感受和体会。
B.苍耳认为高度变形的语言忽略了语言的亲近化,亲近化意味着归本、归源、归朴、归真。提倡语言陌生化的陈仲义也同样认可语言的亲近化。
C.把陌生化语言当成唯一的诗歌语言评判标准,这种偏激、片面的认识对诗歌创作是有害的,事实证明,通俗易懂、语言亲近化的诗歌更受大众欢迎。
D.当今诗坛充斥着板着面孔或是故作高深的诗人,他们写着只有自己才能读懂的诗篇,诗坛极其缺乏让人感到亲切而又诗味十足的诗篇。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人们有必要清洗自己的诗歌创作观念,清洗自己的诗歌语言。不应把追求新鲜刺激作为自己的创作观念,也不应该一味追求陌生化的诗歌语言。
B.只要诗人头脑中没有空洞无用的思想,创作时无杂乱无章的情绪,笔尖下没有多余的不必要的语言修饰和枝蔓,就会写出内涵丰富,给读者亲近感的诗歌。
C.一定语境下的熟悉语言,处理得好,也不会比陌生化语言差,王立世的《夹缝》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朴实中蕴含丰富的内涵,在亲近中交融着饱满的情绪。
D.诗歌的艺术价值不仅仅是诗人创造的,有时也来自读者的创造,只有让读者感到诗人可近,诗篇可亲,读者才会将他们阅读诗篇时的智慧发挥到极致。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化雅俗观是在王纲解纽、政教分离、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阶段发生的。虽然以自己的文化理想和文化人格为雅,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和精英意识,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倾向,但是,这时的知识分子都仍然将自己的学术和社会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都希望自己的学术成为改造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甚至盼望有君主赏识他们,依靠他们来改良社会政治。在诸侯们尚无力控制社会力量、需要争取社会支持的情势下,知识分子大都能够“乐道而忘人之势”或“以道抗势”,体现出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理想和社会精神的代表者所具有的人格力量。
然而,一旦统治者们有了掌控社会的政治力量,有了规范社会的统一思想,那些希望借助政治力量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就不得不与统治者合作,为统治者服务,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史记・李斯列传》记李斯赴秦前对他的老师荀子所说的一段话表明,他是抱着屈身事主、争取富贵的心态去见秦王的,这与孔子、孟子所主张的处世态度大相径庭,而和韩非主张的尊人主之势的思想是一致的,反映出战国末年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当国家需要统一,而统一需要政治权威的形势下,在主强臣弱、“势尊道卑”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要实现文化理想和自身价值,除了依赖于政治权威外也没有其他选择。于是,知识分子便从幻想中的“为王者师”蜕变为现实中的君王“言语侍从之臣”,文学不再是知识分子文化理念的崇高勋章,而是为天子“润色鸿业”的漂亮花环,精英文学不得不与贵族文学联姻,文化雅俗观也就与政治雅俗观合流了。
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用铁血手段粉碎了知识分子坚持文化操守的痴情梦幻,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则用绥靖政策激发了知识分子为政治服务的巨大热情。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大赋正是在大一统的政治语境和“劝百讽一”的文化期待中发展成熟起来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从大赋的创作来说,它是地道的精英文学;而从大赋的消费来说,它又是典型的贵族文学。实际上,它是精英文学与贵族文学的联姻,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依附于政治权力之后的文学新变。早期的汉大赋还多少保留有一点诗人的讽谕传统,而后期的汉大赋就只剩下“铺张扬厉”的华丽辞藻了。正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随着汉代政治鼎盛时期的结束,汉大赋也逐渐式微,以致“少而好赋”的扬雄到晚年悔其少作,以为大赋乃“雕虫小技”,声言“壮夫不为”。
汉大赋的衰微宣告了精英文学依附于贵族政治的破产,却为文学的私人化和情感化开辟了道路,抒情小赋的兴起和文人五言诗的诞生使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得到加强,而以人格为基础的文化雅俗观便逐渐向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雅俗观转变。
(摘编自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适逢王纲解纽、政教分离,文化的雅俗观也在此时生出了萌芽。
B.最早的文化雅俗观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和精英意识,在学术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的情况下反映了士人对现实的批判与改造倾向。
C.知识分子大多能够“乐道而忘人之势”甚至“以道抗势”,体现出他们在社会精神和文化理想方面的人格力量。
D.统治者有了掌控社会的政治力量和思想规范以后,知识分子就不得不与君王合作以实现他们的学术主张和人生价值。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尊人主之势”到战国晚期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其社会原因在于国家统一的趋势下君主政治权威日益强势,有志之士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B.在国家需要政治权威的形势下,精英文学和贵族文学联姻,文化雅俗观与政治雅俗观合流,知识分子在与权贵交流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
C.秦皇汉武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手段上有强硬和绥靖之分,但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使知识分子丧失对自身文化理想和操守的坚持,只能服从于政治权威。
D.精英文学依附于贵族政治的局面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瓦解,文学不再仅仅是歌功颂德的工具,开始成为个人审美和抒情的有效途径。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如果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早的文化雅俗观为标准,孔子和孟子处事态度所体现出的文化理想与文化人格属于“雅”。
B.李斯与韩非“尊人主之势”的学术思想高度一致,表现在他为争取富贵而屈身事主,也意味着抛弃了士人“为王者师”的幻想。
C.扬雄从“少而好赋”到声言作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表明旧有的以人格为基础的文化雅俗观渐渐不再为知识分子接受。
D.汉大赋的“铺张扬厉”辞藻华丽的风格是汉代鼎盛时期“雅文化”的体现,后来其衰落原因在于精英文学依附于贵族文学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