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合同一般被称为契约。传统契约中展现的契约观念，至今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合同的看法。

史料表明,我国传统契约实践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制度沉淀。目前能够解读出来的最早传世契约资料铭刻于青铜礼器上，记录了西周贵族之间就土地、奴隶等财产进行交换的行为。《周礼》还记录了先秦时期使用竹术制作傅别、书契和质剂三种契约券书的方法,这些古老的契约应用于当时买卖、借贷等交易行为。汉晋时期，人们依然以竹木制作交易券书,内容简单直接。东晋以后,纸张开始应用于契约书写。吐鲁番出土和敦煌发现的纸质契约跨越了我国北朝、唐和五代时期，记录了近600年间买卖、借货、租佃等丰富的契约行为。历史还记载,北宋时为了减少契约纠纷,曾经出现过由官方审定并印制的榜样契约。从徽州等地发现的数以万计的传统契约来看,南宋以来契约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我国传统社会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法,但契约制度并不缺乏。仅从文献记载看,传统契约制度体现在国家法律和社会习惯两个方面。法律方面,唐代及其后各代法典对不同类别契约所需要满足的交易条件都有明确规定。社会习惯方面,历代官箴、乡规民约以及家法族规对传统契约制度也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此外,传统契约制度还直接体现在流传下来的丰富多样的契约文本中，这些文本是我们今天了解我国传统契约制度的活化石。由于传统契约有一套格式和内容要求，契约往往由职业或半职业的代书人书写。代书人为了方便，会根据当时的制度规定,结合缔约习惯制定各种契约契式，并装订成册。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明清时的士人开始收集整理契式文本,雕印成书并广为传播，如《尺牍双鱼》(五车万宝全书》等。

丰富的契约实践与深厚的书写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契约观念。一是推崇信守契约的精神。“署名为信”“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的诚实守信精神贯穿于传统社会契约的订立过程。“一诺千金”“言必信"是传统社会崇尚的道德品质。二是注重书面形式契约。为了使契约能够被信守，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白纸黑字”“立字为据”十分倚重。三是注重通过调解手段解决契约争议。我国传统契约涉及的对象一般为“户婚田土”，官府视之为民间细故。如果发生争议,由于诉讼成本高以及传统社会“息讼”意识深厚，当事人多选择由乡邻或家族进行调解处理。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中也积累了大量对契约争议进行调解的习惯。

(摘编自王旭《从传统契约中读出智慧》

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自然保护事业快速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先后建立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十多种保护地类型，数量超过10000处，面积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左右，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资源，使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和大部分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当时“抢救式”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问题越来越突出，缺乏统一空间规划，存在保护空缺、产权不明晰、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成为制约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长期存在于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必将给我国自然保护领域带来历史性的深刻变革。从时间维度看，中国自然保护运动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直接进入2.0版；从空间维度看，所有自然保护地纳入统一管理，可以有效避免保护地空间规划重叠的问题；在管理体制上，则有望彻底解决部门分治、行政分割的顽疾，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

（摘编自《中国的国家公园如何体现生态文明》，《光明日报》2018年7月7日）

我国的国家公园体制以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为基础，以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目标。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分级行使，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到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

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万个国家公园，但各国对国家公园的内涵界定不尽相同。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被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中国的国家公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坚持国家代表性，以国家利益为主导，坚持国家所有，代表国家形象，展现中华文明；坚持全民公益性，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

到目前，我国已设立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分别是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湖北神农架、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北京长城和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摘编自《中国国家公园体制亮相国家公园是什么“公园”？》，中国新闻网2017年9月27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唐小平表示，中国设立国家公园和美国最主要的一个差别是在于基础不一样，这个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人多地少，开发强度大，现在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人为活动的大面积的自然区域，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人为干扰的地方去建立国家公园。现在是采取在人相对集中的地方单独划定一个区域，叫作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区域，给他们划定一个范围。另外，人多地少，干扰太大，引起生态退化以后要对生态进行恢复。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自然保护区就有2000多个，自然保护地接近12000个。国家公园不是从零开始的，必须对现有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这也是中央提出国家公园体制的出发点，要通过体制的改革整合现有的一些自然保护地，解决保护地的多重设置、分类管理的片断化、碎片化的问题。

（摘编自《国家林草局：中国预计将建60个到200个国家公园》，中国新闻网2018年7月11日）

平淡不同于平庸和淡而无味，是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的语言说出，富有情味的，所以说“平淡有思致”。程普说：“与周公瑾(瑜)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醇醪是一种味厚的酒，上口没有刺激性，由于没有刺激性，好象平淡，容易多喝，所以不觉自醉，平淡正是这样，表面平淡，含蕴深厚。平淡的作品语言力求朴素，不做作，不雕饰，不尚辞藻，也要力求精练，正如王安石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内容精辟，深入浅出，好象平易，写时要反复推敲，是艰辛的，写定后容易看，容易懂。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紫燕自超出一般，说明平淡不同中于平庸，还是超出一般的。名马翠驳不需要剪剔，即平淡的作品要写得看不出人工的斧凿痕迹，所以平淡又要圆熟。梅尧臣做诗力求平淡，可是他自以为还不够圆熟，有涩味，就是要求平淡还没有到家。

‚平淡同自然相近而稍有不同。平淡的作品不讲辞藻，不讲雕琢, 这点同自然一致。平淡比较朴素，而自然却不一定朴素。比方“清水出芙蓉， ”，“芙蓉”指莲花。红莲花的色彩鲜艳，这种色彩天然生成，不是人工涂饰的，因此它是自然的，又是艳丽的；白莲花比较朴素，就可以说平淡。

ƒ这里举出梅尧臣的诗句来说明平淡的风格。钱钟书先生《谈艺录》里说：“梅诗时于浑朴中出苕秀。”指出梅诗的苕秀颖发，含蕴在浑朴中，即在浑朴中含新意。因为浑朴所以平淡，因为苕秀所以有诗味。《谈艺录》举出梅佳句，“如《送欧阳秀才游江西》起语云：‘客心如萌芽，忽与春风动。又随落花习，去作江西梦。’《郭之美见过》起语云：‘春风无行迹，似与草木期。高低新萌芽，闭户我未知。’《阻风秦淮》起语云：‘春风不独开春木，能促浪花高于屋。’” 这里举的几个例子，云外鸡鸣，村暗花残，尤其是“老树著花无丑枝”，写老树，用丑枝这样的词，是一般人难于著笔的，却能写得浑朴中出苕秀，用质朴的语言来表达，所以成为一种平谈的风格。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明教”只不过是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个神秘宗教而已。小说结尾暗示说，一个存心不良的明教教徒朱元璋篡夺了明教的领导权，并且最后利用明教的力量赶走了元朝皇帝，建立了明朝。“明教”创建大明帝国？这并不是金庸先生凭空虚构，历史上大明帝国的建立恐怕的确不能排除“明教”的影响。

历史上真实的明教，源于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摩尼教。在其创立后的1000多年里，从大西洋西岸，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直到我国的东南滨海地域，都曾有过大量的摩尼教徒活动。因为摩尼教宣扬光明，传入中国后，逐渐被称为“明教”，又因为明教的教义很容易诱发教徒们的叛乱，唐朝时明教被明令禁止，甚至连名称也由“摩尼教”讹传为“魔教”。

五代十国以后的很多次民间起义都与明教有关。《水浒传》中，与梁山好汉遥相呼应，后来被宋江剿灭的方腊起义就是其中之一。《岳飞传》中，岳飞也曾经专程从抗金前线上跑回洞庭湖镇压明教的钟相杨么起义。

到了元朝末年，明教的一支白莲教掀起红巾军起义。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拥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之后，其实也是小明王的部将。当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故意特别尊奉小明王。可是后来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从此起义军中的明教力量全都归朱元璋所有，在他的指挥下击败其他各路起义军，最后将蒙古统治者赶回了蒙古草原。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当他登上九五至尊之后，便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等教派，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清朝嘉庆年间还曾经爆发过一场席卷五省，持续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清王朝损失惨重，消耗的军费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紧张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有些学者认为，清朝末年的义和团组织其实也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可见这个来自波斯的“魔教”对我们的古代历史影响颇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