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每天天一亮我就要来放鸭子。我要把生产队给我的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下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

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水底下有数不清的草虾、罗汉鱼，那都是一览无余的。鸭子们一到乌金荡就迫不及待了，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全力以赴，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乌金荡同样也是我的天堂。我划着一条小舢板，滑行在水面上。水的上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那个世界是水做的，空气一样清澈，空气一样透明。当我停留于水面上的时候，我觉得我漂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公社的书记说了，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

但是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我很难听到他说起一个完整的句子。父亲说得最多的只有两句话，“是”，或者“不是”。对父亲来说，他需要回答的其实也只有两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巴永远紧闭着。当然，还有吸烟。父亲吸的是烟锅。父亲光着背脊蹲在田埂上吸旱烟的时候，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庄稼人了。然而，父亲偶尔也会吸一根纸烟。父亲吸纸烟的时候十分陌生，反而更像他自己。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

《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开始讨论。概括起来说有这样的几点：第一，世界究竟有几个王家庄大?地图上什么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第二，世界一定有一个底子，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第三，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万一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年轻人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答案，我们的脸庞才格外地凝重。

我没有回家，直接找到了我的父亲。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爸爸。”父亲没有理我。过了好半天，父亲说：“我们来看看大熊座。这是摇光，这是开阳……”我没有耐心关心这个问题，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儿?”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仰起头，看着夜空。我一定要从宇宙中找到地球，看地球在哪里闪烁。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但没有一处是手电的反光。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笑了。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气愤地吼了一声：“难怪人人都说你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拿起竹篙，一把拍在了水面上。鸭子们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向前逃。我要带上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

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望着茫茫的湖水，我喘着粗气，斗志与激情一落千丈。

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它使我们生产队永远失去了几十只鸭子。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父亲看了看队长，又看了看大队支书，大声说：“掉到哪里去了?”我说：“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掴了我一个大嘴巴。我在倒地的同时就睡着了。听村子里的人说，倒地之后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

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编自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