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雅典卫城上，我发现对面远远的一座绿色的小山顶上，爽眼地竖立着一座白色的石碑。碑上隐隐约约坐着一两尊雕像。我用力盯着看，竟然很像是佛像！我一直对古希腊与东方之间雕塑史上那段奇缘抱有兴趣。便兴冲冲走下卫城，跟着爬上了对面那座名叫阿雷奥斯·帕果斯的草木葱茏的小山。 

山顶的石碑是一座高大的雕着神像的纪念碑。由于历时久远，一半已然缺失。石碑上层的三尊神像，只剩下两尊，都已经失去了头颅，可是他们依然气宇轩昂地坐在深凹的洞窟里。这时，使我惊讶的是，它竟比我刚才在几公里之外看到的更像是两尊佛像。无论是它的窟形，还是从座椅垂落下来的衣裙，乃至雕刻的衣纹，都与敦煌和云岗中那些北魏与西魏的佛像酷似！如果我们将两个佛头安装上去，也会十分和谐的！于是，它叫我神驰万里，一下子感到世纪前丝绸之路上那段早已逝去的令人神往的历史———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希腊人在犍陀罗为原本没有偶像崇拜的印度人雕刻佛像，再到佛教东渐与中国化的历史———陡然地掉转过头，五彩缤纷地扑面而来。

原来时间隧道就在希腊人的石头中间！在这隧道里，我似乎已经触摸到消失了数千年的那一段时光了。这时光的触觉，光滑、柔软、流动，还有一些神秘的凹凸的历史轮廓。我静静坐在山顶一块山石上，默默享受着这种奇异和美妙的感受，直到夕阳把整个石碑染得金红，仿佛一块烧透了的熔岩。

由此，我找到了逼真地进入希腊历史的秘密。

我便到处去寻访古老的文化的石头。从那一片片石头的遗址中找到时光隧道的入口，钻进去。

然而，我发现希腊到处全是这种石头。希腊人说他们最得意的三样东西就是：阳光、海水和石头。从德尔菲的太阳神庙到苏纽的海神庙，从埃皮达洛夫洛斯的露天剧场到迈锡尼的损毁的城堡，它们简直全是巨大的石头的世界。可是这些石头早已经老了。它们残缺和发黑，成片地散布在宽展的山坡或起伏的丘陵上。数千年前，它们曾是堆满财富的王城。聆听神谕的圣坛或人间英雄们竞技的场所。但历史总是喜新厌旧的。被时光的筛子筛下来只有这些破碎的房宇、残垣败壁、断碑，兀自竖立的石柱，东一个西一个的柱头或柱础。

尽管无情的历史遗弃它，有心的希腊人却无比珍惜它。他们保护这些遗址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十分奇特，他们绝不去动一动历史遁去之后的“现场”。一棵石柱在一千年前倒在哪里，今天绝不去把它扶立起来，因为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尊重历史就是不更改历史。当然他们又不是对这些先人的创造不理不管。常常会有一些“文物医生”拿着针管来，为一些正在开裂的石头注射加固剂，或者定期清洗现代工业造成的酸雨给这些石头带来的污迹。他们做得小心翼翼。好像这些石头在他们手中依然是活着的需要呵护的生命。

他们使我们认识到，每一块看似冰冷的古老的石头，其实并没有死亡，它们犹然带着昔时的气息。它们各自不同的形态都是历史的表情，石头上的残痕则是它们命运的印记与年龄的刻度。认识到这些，便会感到我们已身在历史中间。如果你从中发现到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那就极有可能是神奇的时间隧道的洞口了。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大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汉魏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诗选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产生核心观念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孔子是针对现实之痛，提出他的礼学优先的理论的，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社会上礼的流失而强调理论上礼的尊严，直指社会之痛开药方。这就是精神创造，注重“病灶效应”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基于这种辨证施治的实践精神，孔子的一些核心思想往往切中当时中国的病根，创造性地突出和强调一批关键词，将之注入历史过程的潜流之中，发挥着对社会病灶进行疏导和疗治的功能，推动社会由乱归治，不同程度地获得了重新健全发展的文化力量。其中，包括仁、礼这类儒学关键理念，概莫能外。

首先，我们来考察“仁”的理念。“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向来没有疑义。在强调“仁”的重要价值时，孔子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把“仁”升华为一种坚强不屈的意志，他的弟子将此化为一种气节，如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仁”是孔门道脉相传的一条脉络。

有意思的是，孔子重“仁”，却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导致《论语·子罕篇》一开头就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实在使得历代颇有些解经者大惑不解：一部《论语》20篇中，有16篇用了109个仁字，怎么还将仁列入“罕言”之列呢？这主要要弄清楚“言”字的意义。言、语两个字意义相通，但对比着讲的时候，意义又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论语》中孔子虽然反复谈论仁，但那多是回答弟子和他人的提问，以及进行论辩的话，自己作为一个命题首先发端，并且正面做出界定，就非常少见，因此只能说是“罕言”。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来，难免会造成“仁”这个概念的边界模糊；但它也潜伏着一个好处，使仁的内涵和历史适应性留有不少弹性，以及可解释的余地。当仁解释为“把人当人来对待”，而且与“爱人”，与“泛爱众而亲仁”联系起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超越时代的阻隔，进入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之中。

礼是儒家学说的基础和法度，在十三经中有三《礼》，由此可见其互相阐释、互相补充的庞大体系。礼学体系的最终关切，还是以礼治国、以礼施政。政与刑，是通常的治国术，而在孔子心目中，德与礼是更得人心、更高级的治国术。因为“为政以德”，孔子是看得很高的，说是“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将礼与德并举而置于政与刑之上，这就是孔子的政治观。因此，孔子教弟子执礼，也就是为从政准备人才。

孔子为何如此强调正名，强调礼乐，并不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名正言顺，礼乐雍容，而是到处存在着僭名越制，礼坏乐崩。曾有孔门后学说过：“有国者不可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孔子作《春秋》所提供的此类鉴戒，从历史事例上展示了礼坏乐崩造成的严重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