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杀与不杀    林 维

①最近，文强、王益等案件又将有关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乃至整个死刑适用问题，重新引入公众视野。法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死刑对于经济犯罪的遏制成效甚微，因而建议在非暴力犯中取消死刑。与此相反的是，公众要求对腐败分子更多适用死刑的呼声却犹如排山倒海一般越来越强烈。在这样一种极端对立的、民愤激涌的气氛下，讨论对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笼统所谓的经济犯罪废除死刑，实在是一件风险颇大的行为。

②学者主张减少经济犯罪的死刑，并逐渐全面废止死刑，这已经近乎成为国际通则。然而这样的主张要成为现实，关键之一在于能够获得所在国民众的认同。但是，中国民众对于腐败的厌恶、痛恨愈来愈烈，腐败的金额却又越来越巨，死刑的运用已然成为无计可施之下的不得已。这就形成了民众舆论和精英话语之间的巨大反差。

③对人民的呼声置之不理是一种极为偏颇的精英主义立场。学者们可以轻描淡写、不屑一顾地说，普通民众对于死刑的热情是非理性的、盲目的，然后一耸肩膀，继续在书斋中闭门鼓吹死刑废除。问题在于，刑法集中反映着当下社会的价值观，法律也必须能够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如果刑罚制度不符合国民的规范意识，不能得到公众对规范的认同，它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机能。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民众的想法是幼稚的，国民的朴素正义感和对死刑的认同感在正义的塑造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④然而，对那些非暴力犯判决死刑，表面上似乎实现了刑罚的威慑力和特殊预防目的，但本质上，它仅仅是形式主义地呼应了民众对于社会公正的渴望，民众的每一次欢呼实际上都是一种对社会公正的虚幻满足。大家应该认识到，现实的社会公正问题没有随着任何一起非暴力犯的死刑而得到改善，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腐败无数次验证了这一点，死刑并没有震慑腐败。

⑤国家有义务告诉民众另外一种遏制腐败的路径，而不是依赖于死刑来掩盖目前在反腐败工作上的深层次问题。对死刑的过度崇拜甚至迷信，必然导致对其他正常管控手段的轻蔑或者忽视。对某一个腐败官员的死刑，当然意味着反腐败事业的重大胜利，但是在某一层面上，反复的死刑适用同样意味着腐败预防工作存在着的体制性缺陷。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上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够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结构、形象的使用、体类的传统中，从它的价值、作用等各方面去品评和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情，说是昨天晚上秋风把我楼前树上的树叶吹得凋零了，今天我登上高楼远望天涯，却看不见我所怀念的人。但是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宝贵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打米糖

三 石

费干部跟老槐说：“老槐，过年给我打两锅米糖吧。”

费干部说：“老槐，你还不知道啊，手工打的，那是甜而不腻、脆而不坚，比起店里机器生产的，口感好了去了，更何况是你老槐打的米糖。”

费干部这么一说，老槐的脸就笑成了一堆褶子。

乡下的年总是来得更早些，过了腊八，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年货，杀猪、打大米果、做扣肉滑肉，好不热闹。自然，还得打米糖。老槐就是打米糖的，早些年十里八村的，米糖打得很有些名气，一直到年边，那是没得一天的歇息。东家打了西家打，倒也能够多少赚些过年的用度。当然，这说的都是以前。如今，厂里什么都能生产，店里什么都有的卖，就说米糖，县里有好几家食品加工厂都加工米糖，这产量不是手工所能比得了的，至于口感嘛，老槐不做评价，只哼哼一声。

但不管服不服气，反正老槐多年的手艺便歇了空。少了这一块儿的收入，虽然他是一人吃饱全家饿不着，但每逢过年，老槐还是有些紧巴。

答应了费干部，老槐就要做些准备了。还好，打米糖用的工具手工栏搭还在，只是布满灰尘，翻出来清洗一番，就可以用了。糯米家里没有，但隔壁邻居今年种了一些，掏些晚稻去邻居家兑换，再去弄了些麦芽、芝麻、白糖、豆末，万事俱备了。

老槐先将糯米过水淘洗，满水浸泡三四个钟，然后磨浆、上锅，用柴火蒸熟，搁麦芽发酵后滤渣，熬制成饴糖，饴糖在逐渐冷却时缓慢成形，就可以上手工栏搭拉糖。这手工栏搭，只是一根去皮的树木，一般为四五十公分粗细，底座为青石，树木镶嵌于青石凹槽，上端再嵌两根臂粗木棍，样式与咏春拳练功的木桩有几分相似。老槐将糖坯缠绕于木棍，双臂裸露，将饴糖拉直再反向缠回木棍，动作极快，倒也像极了咏春练功手法。米糖打的好坏，这一环节至关重要。如此反复，遂成白色，搁案板搓捏制成圆袋状，灌上配制好的芝麻、豆末、白糖，从一个口上以抽丝的方式做成条形，剪成一寸左右的糖段，一锅米糖大功告成。

老槐打米糖时特意放在室外空地，引来不少人驻足观赏，啧啧称奇。还有一中年男子求购。老槐说：“不卖，给朋友专门打的。”中年男子仍不死心，说：“平生就好这一口，听人介绍才专程赶来的，你卖给我便是，朋友那儿你可再打。”老槐想想也是，离过年还早，再说费干部也不见得近日会来。心中细算一下，说了个价钱。中年男子倒也爽快，掏出钱来给了老槐。老槐算了下账，除去糯米、芝麻、白糖成本，小赚几十，心里倒也畅快。

至于费干部那儿，糯米等物品还有，继续打便是，保证不耽误。

接着又是蒸米熬糖打糖，这对老槐算不得什么，虽然费些体力，老槐也不似当年那般有劲，但还是能顶得住。说来也怪，一连十数天，每天打两锅米糖，最后都卖了。老槐家地处河埠老街，常有城里人过来游玩，见老槐打米糖觉得新鲜，顺带就买个几斤，甚至还有人慕名上门订货的。白花花的银子，老槐要不挣也是情不由衷。先前准备的糯米、芝麻等早就用尽，老槐已到处采购几次。倒是费干部的米糖一直没有着落，让老槐多少有些不安。两年多来，费干部是老槐的帮扶干部，人不错，经常上门嘘寒问暖，送米送油，还帮着干些体力活计。

眼看就要过年，老槐算着日子，心想最后再打两锅给了费干部，谁买也不答应。正在蒸糯米时，费干部来了，一脸笑嘻嘻地说：“老槐，听说你最近打了几十锅米糖，生意好得很啊。”费干部没提自己米糖的事，但老槐心里有数，便有些尴尬，嘿嘿一笑说：“这最后两锅就是给你打的。”

就这会儿，一辆小车开到边上，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说：“喏，就是这儿买的。”另一个便对老槐说：“师傅，给我打两锅米糖。”老槐将脑袋摇得如拨浪鼓，“不行不行，这两锅得给费干部，人家早订了。”这人仍说：“师傅，我可是从县里专门跑来买的，就卖给我吧。”可老槐仍摇头，“不行不行。”

费干部说：“老槐，你看人家大老远慕名而来，这不扫了人家的兴致吗?你就先给他吧。”

老槐说：“不行，给了他，你的米糖咋办，过两天就是年了。”

费干部微微一笑，附在老槐耳边说：“老槐，告诉你个秘密，我有糖尿病，吃不得糖，一点儿都吃不得。”

说完，费干部拍了拍老槐的肩膀，哈哈大笑而去。

老槐一时没反应过来，摸了摸后脑勺，一脸的呆愣样子……

（选自《小说选刊》2019年第7期）

秋日的灯盏

朱以撒

①秋天来了，山里闪动着风吹过的暗影。叶片开始有秩序地脱离枝条，原先紧挨在一起的两片树叶，一片先下来了，另一片落下来的时候，再也见不到它旧日的邻居。交接的日子来临，一些矮小的灌木丛里，浆果外表抹上了一层紫黑，一只翠绿的螳螂举着带锯的刀，轻轻划了一下，浆水霎时奔涌而出，紫透了枝下的土皮。

②稻子已经进仓，秋风下瑟瑟摇曳的是从农夫指缝里漏下的一枝金黄。农夫已经走远，不会回头，注定这一穗金黄要坚持到秋日的最后，被人遗漏、忘却，不能和亿万弟兄一道进入温暖的谷仓，此时它的美超过一切。在我看来，缘于遗忘而独立存在，虚构出岑寂田野的动人一幕。浆果、稻穗这样兀立风寒中的灯盏，秋日的过去就是它们生命的过去，许多美艳走到这里，自然变得素洁起来，像戏台上的名角戏装卸下，铅华洗去，走在街市上，纯乎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

③暗夜里，车驶过同样岑寂的山村，简陋的土墙开设的小窗口透出昏黄的光，一家人聚在严实的屋内，守着炉火，内心踏实起来，谷仓是照耀一家人美好心情的不灭灯盏，隔着芳香的木板，里边躺着一家人的生存希望——从春日开始萌发，夏阳曝晒，现在终于落实下来。当时是那么漫长，好像一盏秦时的灯，要擎到汉时才被真实地点亮，中间这么多的交替、衔接、奔跑——的确，我看过那些最终不能点亮灯盏的农耕人家，秋日远去，寒冬到来，是那么黯然神伤地蹲着，敲打着春日吃进泥层中的犁耙，要问个究竟。丰稔的人家如实地享受着秋日的馈赠，闲聊时记起春夏那些有趣的细枝末节，唇齿开合中带着舒适的滋润。看来，只有希望不落虚空，眉宇间才笑得起来。

④一本书在经过春风、夏雨的重叠，终于在深秋的最后几日结束了文字的蔓延。这个文人松了一口气，好几次他像一个持灯者，火舌飘忽不定，他的心时浮时沉，晴明阴晦在瘦削的脸庞上隐现。夜半推开窗门，所有家庭的灯盏都熄灭了，自己却还在夜色里跋涉——这大半年的灯火费得太多了。在乡村写作，笔下的蔬笋气明显与上一个章节慢了一个节奏。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在乡村里完成的这一部分，像是夕阳余晖下归栏的牲口，脚步细碎，神色安然，被深浓起来的薄纱笼罩。也应该有一个相近的阅读环境——村头老樟树下，寂静萧然的风雨亭里，简约朴素的廊桥上。选择环境阅读是一种智慧，删去书写者身上的种种附加，也放弃了自己种种目的性，此时，书页打开，字句联袂而起，人融了进去。有几次我读到一些残本，残本毁弃了创作者的背景材料，如在异地骤遇了陌生人，没有既往的历史记录，没有阴影和光圈，使阅读时每一字句都像秋风里吹过的干果，水分滤去，肉质干脆。秋风残照下的人、文要比湿润阳春时可靠，它的冷峻是此前未有的情节，浓缩着艳丽的汁水，到了这个节气的文人笔下，我们说韵味，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朴实无华来承担的。

⑤渐渐形成一个晚秋爱好者。尚在砚边的余墨被风吹干，兑点水，作一幅草草小品，透视着笔底漫不经心的挥洒状态，万木萧疏，百草枯黄，一个在秋风中穿行的漫游者，心事清癯。一些被春日枝繁叶茂遮蔽的疤痕，一些少年时代持抱不放的爱恋，不是展现了，就是放弃了。季节使人、物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幻想的春日和无比实在的秋日――有理由说，春日秋日的笔下文辞一定是不同色泽的，尽管出自一人之手。我仍然记得秋日里修订春日写下的一叠文稿，落笔如刀斧，删尽繁枝缛叶——这就是文字的命运，像许多果实那样，春夏的花枝招展，只有到了秋日，是否存在才能确认。

⑥有一些灯盏没能亮到秋日，与生俱来的命数，使它们止步于初秋。刘安说，不与夏虫语寒，不与曲人语道。因为生命中缺乏言说的条件，回放曾经在春日里生机无限的花朵，不禁追问起空间的历程，究竟隐伏着多少玄机：在时光携带着无数浮沉不定的生物匆匆行进时，伤逝之美也在同时上演——使一个走到秋日下的人，那些郁积着浓艳和空洞的春愁，此时一笔勾销。

（选自《经典美文》2007年8月，有删节）

“经世”最初多作“阅历世事”“经历世事”解，自晋朝葛洪著《抱朴子》之后，“经世”不复有《淮南子》“养生以历世”的道家话语色彩，而是进入儒家话语系统。“经世”之“经邦治国”“经国济世”内涵，虽为后起，但之所以一经《抱朴子》的运用，便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因这一内涵十分精确地表述了儒家的文化定位。

“经世”是孔孟以来儒学为自身设定的文化标识。儒家司徒之职事，乃是以治民之官兼教民之责。故孔子答子路，谈到儒者的行动目标时，从“修己以治人”上推到“修己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以此为基点，儒家与其他思想流派划开了界限，譬如道家，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经世”这一概念正表述了儒家的文化基调。因此，历代儒者无不反复强调“经世”，声言“儒者之学，以经世为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三，以下标注卷数）；“圣人之学，主于经世”（卷一）；“儒者之学，务为经世”（卷十三），从而建构起儒学的“经世”传统，并不断加以强化。

“经世”是一种精英身份的表演，其话语的背后隐藏着权力关系。在中国古代，士人最喜言“经世”，无不自况“少习经世之学”“少负经世之略”“素抱经世之志”，甚至有士大夫以“经世”命名，如明代天启年间仕至户部尚书的张经世。正是借助于“经世”话语的言说，士人建构起文化精英身份。“经世”意味着士人以其所学参与经略国事、治理社会之事务，而未曾习练过经世之学，是无法入仕经世的。因此，“经世”是士阶层的专属话语，草野平民无以进入这一话语层面。

“经世”并非个体的块择，而是国家取能的需求。“经世”的目标盖在有益于社会有虽于国计民生，而此两大功能，与国家履行社会职能的需要是相吻合的。国家的社会职能有：调整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如发展社会生产，从经济强盛中攫取财富；组织、烦导科技、教育和文化艺术事业，拉制思想意识形态。儒家的“经世”思想正迎合了历代王朝的政治统治需要和国家的社会职能需要。在“经世"”思想的号召下，士人积极参加国家治理，既强化了王朝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也维持了国家的日常运行。

中国古代“经世”论分帝王经世与士人经世两类。“帝王经世”实际上是宋代士大夫致力于“正君心”，引导君主治理国家政事，所谓“帝王经世"，就是他们建构的帝王治统路线，如“颜回在陋痣，而于帝王经世之事无所不讲，此学者所当法也”（真德秀《四书集編·论语集编》）。“士人经世”指以士人为主体的经世活动，它是中国古代“经世”活动的主流。上层、下层经世均包括在内，如明代王龙溪所主张“在家仁家，在国仁国，在天下仁天下”（卷十三）。

（摘编自周积明《经世：概念结构与形态），《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