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界非常熟悉的概念就是距离。这里的距离，主要指心理距离。时间与空间都可有距离，但只有当时空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时，才能成为审美的条件。布洛在1912年发表论文，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扬名学界。原因在于，这篇文章涉及美学上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在身处荒野时也会碰到。想到可能会有猛禽野兽出没，有无常的气候变化，有迷路的危险，就无法实现对美的欣赏。如果你抛开这一切，拉开与实际人生的距离，就能欣赏荒野中可能具有的自然奇观。

心理距离说的优点在于，它对传统的审美和艺术无功利的观点作了一个很大的修正。审美与艺术欣赏所做的，是通过拉开心理距离使概念和功利得到暂时消除，在审美欣赏的瞬间不想到概念和功利。“无功利”是说审美欣赏中不夹杂任何功利的考虑，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概念、道德和功利，这些因素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知觉。心理距离说提供了一个可能，这就是将这些思考和体验放在一定距离中来看。

当然，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人们也指出了心理距离说的一些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心理距离说实际上仍是一种审美态度说。依据这种学说，讨论对象的美是无意义的，只要主体有了审美态度，就可以从对象中获得审美的感受。对于心理距离如何能产生，布洛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面对大雾，不想行程耽误和危险可能降临，只是幻想进入了仙境，一般人没有这番修炼功夫，也不应把审美寄托在这种修炼功夫上。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对美的欣赏的种种具体条件的关注，如果不这样，就会将美学研究指向一个纯主观的对心理状况和心理调适能力的要求。

关于距离，莫国学者理查德德·乌尔海姆提出了一种视为的理论，即把生活视为艺术，认识到艺术在改变着人的生活。因此，与其谈论审美距离，不如说审美视角。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并不能设想，一下子就能凭空拉开距离。对待大雾，能镇定自若，并欣赏雾中美景，产生诗情画意，是由观看者的艺术修养以及他的全部教养决定的。这时需要的，是对生活美的发现。艺术教会了我们发现美。过去，这种美的视角被理解成一种态度，其实，与其说这是态度，不如说发现美的能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古老的话题上来。艺术在改变着我们的全部知觉。在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美被发现，又被改造。发现美时，美是客观的；创造美时，美是主观的。但发现的美又是被创造的，创造之时又受着对美的发现的制约。更进一步说，人的艺术实践于生活实践，同时艺术实践又渗透到生活实践之中，对生活实践起改造的作用。这是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文明的进步过程。

（摘编自高建平《从审美距离到审美视角》）

汉字的魅力

刘志琴

①文字，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它本身既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又是传统文化信息的承载符号。世界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即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的图画文字和中国的方块字。这三种文字虽然都从图画发展而来，但中国文字的发展却是特殊的，在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候，中国却独立应用了表意性质的音节文字，表现了中国人与众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式。

②文字在向准确化和通用化的方向演进中，形成两大系统：一种是由各种音素组成，以明确的音位观念来表达认识，音节的结构比较复杂，这就是印欧语言即拼音文字，这种文字直接反映读音，书写容易，词的形态比较丰富。但它的不规则拼写和长词形，与人的瞬间记忆不能完全适应，而且语言的准确性要求高，作为信息处理的难度就大了。再一种是由字形表意与声音的结合而组成，这就是汉语。这种文字主要是以笔画拼构图形以表达意思，使形音有机融合，读音可以知义，所以又称为方块字或注音字。拼音文字纯是一种符号，汉字却是中华民族想象力的产物。

③汉字看起来难学，真学起来未必很难，这种字只需要用少量的笔画即可构成表达全息形象的图形。它的基本笔画有横（包括提）、竖、撇、折、点（包括捺）五种。这五种基本笔画按照相离、相接、相交三种组合关系，构成成千上万的汉字。比如：一个撇笔和一个捺笔，用相离的组合关系，可构成“八”字，用相接的组合关系则构成“人”或“入”字；再如田、由、申、甲四个字，都是按两个横笔、两个竖笔和一个折笔构成。这种以简单的笔画组成众多象形字的方法，构成的图形不易混淆，表达的信息却准确丰富，承载的信息量大而具有规律性。每一个字都富有文化的底蕴，“国”的古字是口与戈构成的，戈是兵器，象征武力；口是人口，合起来就是用武力管理和保卫人口，这正是国家的职能。创造文字的先民，未必懂得国家是集团统治工具的原理，但这个字的出现，说明自从有了武力统治社会的现象以后，才产生“国”的概念，朴素地反映了国家产生的社会背景，所以汉字体现了中国人精细入微的观察力。

④汉字举世无双的优点是容易储存信息，制造新名词。一个字除了自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外，还具有很强的造词能力。如“政”字，后面加上不同的字，就可以造出不同的词，如政界、政局、政客、政经、政策、政府、政事、政情、政变、政论等等；又如“了不得”、“不得了”、“得不了”，三个同样的字用不同的排列方法就可以表达三种完全不同的意思。因此中国文字最能追随语言和时代的发展，把旧字重新组合成新词术语，得到“生词熟字”的效果，如电影、电脑，积极、消极等名词都是用常用字来拼写的，不需要像拼音文字那样重造新的文字，因此中国文字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在商代就有文字四千多，经过三千多年到现在常用字量也就六千多，其中较为常用的2400个字,占一般书籍报刊用字的99%。

⑤信息时代的到来，更加突出了汉字的优越性，21世纪新的电脑将采用声控系统，它将摒弃由字母编制的键盘，由于英语的音节多达1万个以上，而汉语只有400多音节，每个音节最多4个音素，因此美国语言学家盖利·吉宁斯在《世界语言》一书中对汉语的简洁性、准确性、严密性和先进性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正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努力，才把“西文语法书里的种种麻烦抛个精光”，最后“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若干条效率极高的排字规则”。英国《新科技杂志》原主编迈克·克鲁斯断言，不久的将来，汉语将充分发挥威力，到那时世界关于语言文字结构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总之，是电脑接受了汉字，而不是电脑改变了汉字，因此有人称它为电脑文字，表明它是最佳信息交换应用程序的语种。

⑥汉字，有可能成为储存信息的第一文字，这不是梦！

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

如简易地给书法艺术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如从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高度来论的话，“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及其构成运动为形式，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因为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故不写字不能称其为“书法”。再者书法是以线条运动为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书法必须是讲究技巧的，由技成能，胡乱涂抹无以称“法”。这两点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本体规定性。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即是书法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意境创造能力。

书法的艺术表现是通过写字来实现的，写字又必然有其文字的内容，因此，文字内容在书法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书法文字内容的精神内质和意境，应与书家的个性气质相适应，才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书法艺术再创造绝非易事，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通会，化度进去。我们常说，艺术品首先感动作者自己，然后才能够感动他人，而使自己被感动的这种感染力，应当来自你所写文字内容。这里，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内容来作为你书法创造的素材，是很重要的。读懂文字内容，被其文字意境所打动，引起精神上、情感上的共振，从而激发起书家的创作激情，提笔作书便成为主动的、积极的行为，思想情绪、精神状态高度兴奋，此时，才情流注笔端，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之作。这就是说，在书法对诗文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中，文字内容的意境与书法艺术表现的意境必须合一。

二是裁取率由，我塑我境。当然，对文学底本的审美，本就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别。读者对原作的思路情绪的体认，先天就存在着差异。要旨在于以我为主，把对文学作品的意境体认，裁剪为我们的意境，用我们的笔墨，营造书法意境。

意境的再造，要依附物质、技巧条件，才能物化现实。只有将字体、书体、用笔、用墨、谋篇布局诸因素配置得当，才能出现形式各异的笔墨意境。况且，意境有着类型意义。比如，写婉约派词文如采用颜楷，浓重墨，怕摧残纤巧。写李白诗，若用欧楷缮写，形同谪仙被缚。总之，书法只有开展，衍化了诗文的意境，才能实现它自身。因为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书法自身，而是表现人自身，表现与诗文相接近而有关联的另一番意义，也即为意境。

选取何种文学底本，当然悉听尊便。但是剧作家不是对什么文学底本都愿意编的。画家也不可能将什么诗词都入画。对文学作品进行书法再创造，无非是借陶家酒浇胸中块垒，乘米家船品江上霁月。性情如此，自家意境才有可能开发出来。

总之，书法创作的表现形式必须与诗文意境相共美，才能创作出书法佳作。

材料一：

港珠澳大桥是一个全球瞩目的超级工程，是展示中国国家实力的超级舞台。作为一名国家培养的建设者，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是林鸣建设生涯的一个高峰，也可能是他的收官之作，但对中国的工程建设来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每一个节假日，林鸣必定陪伴在坚守岗位的工人身边。

这种“在一起”不仅是生活层面的关心、爱护，更是工作上的充分尊重、理解以及激励和培养。在林鸣的带领下，港珠澳大桥岛隧建设队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工程难题。自项目开工以来，这支队伍中的16个集体、9名个人获得国家级荣誉，1名一线技术工人被誉为“大国工匠”。

2005年接手这个工程后，林鸣对它的投资方、环境做了研究。林鸣对这一带很看好。在一些人对这个工程建设表示困惑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要把珠江口区域当作一个超级城市。现在，包括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二桥和正在规划的伶仃洋大桥，将来东西连通后，珠江口区域将会成为一个超级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工程不能简单地用工程经济指标来衡量，而要用社会发展的战略价值去考量。它正在改变格局，改变人的思路，改变城市化的观念。用四句话来概括就是：对现状的理性，对创新的欣喜，对超越的欣赏，对尝试的包容。

现在，林鸣心底还有一个愿望：等到港珠澳大桥全线通车那天，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在大桥上跑一次。到现在为止，他的跑步纪录是46.3公里。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他想他应该能跑下来。

（摘编自《独家专访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每一步都是第一步》）

材料二：

“说到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座大桥，我们得先看看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孟总说。

珠江口水域面积大约2100平方公里，半径60公里以内有14个珠三角的大中城市、7座机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南大门上的一道防线，今天更是国家发展珠三角，特别是与香港、澳门携手打造“大湾区”前景非常辽阔的一个经济大舞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省依靠香港经济的带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之一，只是多年来粤东、粤西发展并不平衡，交通造成的阻碍是主要的原因。

孟凡超说：“香港通过珠三角东岸这一侧的交通互联互通，已经实现了和内地，比如深圳的经济勾连。但和西岸，和澳门这边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原因就是珠江口东西两岸天堑的阻隔，导致珠三角西岸经济开发建设明显滞后，经济布局相对薄弱，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进一步发挥我们香港经济在大湾区内的龙头和辐射作用，建一条港珠澳大桥就显得很有必要。”

（摘编自长篇纪实文学《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

材料三：

由33节巨型沉管连接的海底隧道，是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它将直接消耗33万吨钢筋和200万吨混凝土，足以建造8座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

每节标准沉管长180米，宽37.95米，重约8万吨，大小相当于一艘中型航空母舰。但在此之前，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做过外海沉管隧道，而聘请国外专家进行技术咨询需要十几亿元。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一定要有飞跃式的发展，这么重要的工程，如果我们还简单重复，那就对不起肩负的这份职责。”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设计负责人孟凡超在大桥设计之初，就定下目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书写中国人自己的“大桥故事”。

勇于开始，敢于尝试，沉管制造的一项项创新成果应运而生：2012年，伶仃洋深处牛头岛，数千名工人在荒岛建起一个足有10个足球场大小的超级工厂，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沉管预制工厂。

从未制作过模板的工程团队，用半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精度最高的自动化模板制造，并集成开发了钢筋流水线生产、大型全液压模板、混凝土控裂、管节顶推等成套技术，提高了工效和质量。

为了让沉管能经受近30米厚海底淤泥的重压，设计师们开创性提出半刚性沉管结构，解决了沉管隧道深埋的难题，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做到了深海沉管“滴水不漏”。

（摘编自《海上工匠——记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和它的建设者们》）

材料一：

科学素质一般指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科学方面的素质，主要包括了解必要的科技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世界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20世纪90年代，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低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200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

《科学素质纲要》颁布以来，相关部门开展了大量的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如对中小学阶段科学课程课标进行修订，开展科学教师培训，开发科学课程，科技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等快速发展，科普图书、科普报刊、科普影视、科普网站等不断出新，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普日、科技周等活动持续开展。10年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显著提高。上述工作有力推动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显著提升。据2015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6. 20/0，比2005年的1.6%提高近三倍。

科学素质是决定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大推进力度。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还不能有效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研究表明，201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发达国家，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最低都在10%以上。

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现代公民科学素质服务体系，并实现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0%的目标。

（摘编自《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

材料二：

自2006年《科学素质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大幅提升，年平均增长由2005-2010年的0.33百分点发展到2010-2015年的0.59百分点，再提升到2015-2018年的0.76百分点，逐步缩小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国将青少年、农民、城镇劳动者和领导干部与公务员作为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重点人群。领导干部与公务员的科学素质水平由2007年10. 38%增长到2018年的20. 840/0，在重点人群中住居首位，保持了领先并快速增长的势头；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水平由2007年2. 97%增长到2018年的10. 14%；农民科学素质水平由2007年0. 97%增长到2018年的2.62%。

（摘编自《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

材料三：

受教育程度是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决定性因素，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是具备科学素质公民产生的基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具备科学素质公民的比例明显提升。2018年与2015年相比，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有所下降，在历次调查中首次出现文化程度较高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下降的状况。这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基数的不断增加，如何保护具备科学素质的人数也能同比例增加的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高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养已进入高位增长和缓慢提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