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婶做屋

刘国芳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3期）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根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文化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起初，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等的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四人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到今天，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 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 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要比他们更高洁，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是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加强。可以说，同我国其它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 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只有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即“磁器”）称谓的史料。

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从唐开始，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呈现出惊人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相关窑口有百个以上。“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的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厂，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工艺内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驾轻就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如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等，每个功能系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的基础上，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成为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在唐代，瓷器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东亚、中亚、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日本、埃及、伊朗等都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这时，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了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摘编自贺云翱《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等）

为什么要重新评价冯梦龙？

冯梦龙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家，但     。在明清文人眼中，他那些优秀的话本小说、传奇戏曲等俗文学作品，根本不算文学，更不能登大雅之堂。“五四运动”后，冯梦龙的通俗文学受到肯定，但总体评价依然不高。

②很多人看到冯梦龙的小说中有一些忠孝节义的说教，就认为他宣扬封建思想了，这种评价方法并不合理。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在他的小说《人间喜剧》中却表现出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学不是科学，它有其特殊的表现内容——感情。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说：“艺术是交流感情的工具，艺术的主要特性是艺术家所体验过的感情。”实际上，感情中包含着思想倾向。感情和情绪不同，例如“喜”这种情堵，可以表现为千千万万种感情：喜爱读书、喜爱赌博……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感情．然而，它们都是一种情绪——“喜”。由此可见，情绪是共性、抽象的，但是感情离不开它的对象，是具体的。具体的感情是主客观的统一，它包含着思想，却又大于思想，是艺术的特殊内容。我们评论作品，应该主要看艺术形象所体现的感情。这当然不是不管思想性，只是不要只看某些言论中的抽象思想。

③冯梦龙在小说中写了许多爱情的悲喜剧，描写美好的、平等的爱情。“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特别是着眼封建社会中最受压迫的下层妇女，描摹她们对爱情幸福的向往、对丑恶现实的抗争，都写得可歌可泣，令人动容。为什么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比如杜十娘、白娘子、金玉奴、闻淑英、李瑶琴、玉堂春等等，在戏曲舞台上常演不衰，如此吸引着历代艺术家和广大观众？就是由于这些艺术形象体现了纯真的人性美，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作品只是凤毛麟角。

④那该如何看待作品中关于忠孝节义的说教呢？在古代，忠君和爱国是一致的，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否则，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如屈原、杜甫等等这些忠君的作家，都成了宣扬封建思想的了。而且，冯梦龙在作品中宣扬的忠孝节义，并不是正统的愚忠愚孝，和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更是对立的。比如其作品中，常有肯定爱情自由和主张寡妇改嫁的情节，这显然与封建传统的贞洁守节思想不同。

⑤我们还应辩证地理解忠孝节义。在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中，固然有封建的思想，但也有不少属于广大人民的朴素道德观。忠，是讲对人对事忠诚无欺、忠实可靠；孝，是尊老爱老的生活原则；节义思想，是爱国气节、为人的骨气——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

⑥事实上，他的小说中有大量反映官府草菅人命、贪污腐败、外寇为患、内贼抢掠、民不聊生等种种社会矛盾的作品，其矛头有时达到封建王朝的最高层，把过去烜赫一时的一些帝王将相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使他们恶有恶报，大快人心。如《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用“阳间不如阴间清明”的魔幻手法，让一个自称“我若作阎王，世事皆更正”的秀才，在阴司做了六个时辰的阎罗王，查阅了汉初的四卷档案，把刘邦大杀忠臣、恩将仇报等等罪行，一一做了审判，还历史以公道，巧妙地讽刺和抨击了黑暗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⑦还有人认为冯梦龙的小说在技巧上还比较粗糙，艺术性不强，所以成就不高。什么是艺术性呢？现在的许多文艺理论与批评文章，往往教条式地照搬一种固定的所谓艺术标准，一谈艺术性就讲结构、线条、节奏、音韵等等形式上的问题，然而艺术价值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打动人心的的表现力。鲁迅对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世态物情之高妙评价甚高，大段引用《陈多寿生死夫妻》原文，说他“不务装点而情态反如画”。他的小说中有许多鲜明生动、血肉丰满的典型人物，艺术感染力很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就以英文翻译了两篇冯梦龙的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19世纪以后，又有五十多篇小说被译为英文，二十四篇译为法文。此外，日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等文字的译本也很多。

⑧1929年的英译《醒世恒言》五篇，被称为“中国的《十日谈》”。就反映现实、倡真反伪、吸收民间口语等方面，这些小说和《十日谈》确有相似之处。可是，为什么冯梦龙没有取得《十日谈》作者薄伽丘那样显赫的世界地位呢？潜明兹教授说：“薄伽丘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冯梦龙却没有迎来一个新世界。因此‘三言’便没有取得《十日谈》那样令人瞩目的世界地位。这究竟是历史的过错，还是冯梦龙本人的失误，抑或是前者决定了后者？”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资本主义不如欧洲发达这个社会原因起了决定作用；从文化巨人的实质上看，他们二人是一样的。关键是人们受既有文学观念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冯梦龙的伟大贡献。更新文学观念，改变文学评价的方法，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冯梦龙的现实意义之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