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杖

京夫

要不是两个小孙子舞着它格斗，我倒忘了它。我不禁心一动，我仿佛看见他倔乎乎地扭转身子，生气地头也不回，不屑一顾那些东西，一边走，一边喃喃地说着。他就是那种人！

一九七四年秋，我被不明不白地遣往一个山区小县，住进了一所干休所。一天早饭后，我正为柴发愁,忽听院内传来卖劈柴的吆喝声。我急忙出门，见一老者，担着柴担，站在一条线儿的秋雨中。破烂的黑夹衣，前后心全湿了，紧贴在身上。从破帽漏下来的雨水，顺脸上深深的皱纹往下流，在下巴那儿成为小瀑布，跌落到胸前。他正扬着皱巴巴的脸，用一双被雨水模糊了的深陷的眼睛，对我的门望着。

我走过去，想帮他把柴抹下来。

“你闪开，又是泥又是水！”他说，走向台阶，把担子一闪动，一头落了地，脚一蹬，抹下一捆来，又一转身，一仰身子，放下另一捆。他把扁担靠好，摘下那沉重的草帽，用瘦骨嶙峋的大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眯缝着眼睛，开始打量起我来。端详许久之后，咧开没牙的嘴，笑了。

“你坐下抽支烟吧！”我把一个小凳放在他脚边，递了支烟过去。

他没有接烟，从靠在墙上的扁担上，解下一个破布口袋，走到小凳前坐下，解那口袋系儿。“有煎水吗？”

我倒了一碗开水给他。他大张着没牙的嘴，像喝粥那样，把一大碗泡馍，连汤带水灌下肚，“下苦人，铁疙瘩进肚都能克动。”“灶上没柴了吧！你住这地方，路难问，拐了好多弯儿。”

我明白了，他是专为我送柴的。这位耳朵不好的瘦老头，怎么会知道我呢？

我留他吃饭，他摇手谢绝。我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给他，他迟疑了，我摇手让他不用找回，他考虑了下，接着了。他扛着扁担又没入秋雨中了。

谁知，过了半点钟，他气喘吁吁进了门。化却从贴身的胸前口袋里掏出三张一元的人民币，压平放在桌上，匆匆出门走了。我久久地注视着他的背影，忘记了自己也站在雨中。

那担柴快烧完时，他又担柴来了。他的柴担上吊着一根白木拐杖，挺别致。他解下它来，说：“我来迟了，叫你栽了跤，要紧不要紧？”

我奇怪，五天前，我在渠沿，跌了一跤，三十里路外的他，怎么会知道呢？

他大约看出我的疑虑，说：“你做啥我都知道，谁都知道哩！你栽了跤，压着了几棵菜苗，你坐在地上扶苗儿，我知道，谁背你回家，我也知道。这年月，很多领导都说套话、空话，你不说，你总是说百姓吃不饱，做活太重了，你当我不知道，知道哩！”他把那拐杖郑重地递给我，“以后你出门把这拄上，羊奶木的，甭看不搭眼，它挺实着哩，夜晚我才削好煨干，你看高低行不行？”

杖是用一根连根的羊奶木做的，柄上烙着许多小梅花，柄端有一点红，仔细一看，是一颗小小的红五星，虽然刻得不甚对称，但精心刻雕的功夫是看得很分明的。手捧手杖，我仿佛看见同龄老人，神态肃然地就着如豆的油灯，眯缝着双眼用一把小刀，一刀一刀刻着，用没牙的嘴唇，鼓起来，吹去那刻下来的木屑……

他每隔十天来一次，不管阴晴寒暑。大约过了几个月，我接到通知，要我限期回到北京。我想送他一点钱，一些衣物，要他将养身体，又怕惹他生气。临行前，特意拜托我的邻居——一个新近由当地重新起用的干部，将东西转送给他。

到北京已经两个月了，渐渐把他淡忘了。偶尔见到这手杖，我想到他，想到他送我的东西。我把那手杖从孙儿手里夺过来，像抚摸被人委屈了的孩子一样抚摸它。正当我遣散顽童，手捧手杖，独立夕阳下的庭院出神时，小孙儿怀抱着一件包裹，小乌似的飞到我跟前。

“爷爷，老家寄来的！”

我赶紧把包裹接过来，打开了。这是我留给他的东西，由拜托人附上一封信。

信里告诉我，我的同龄人，拒不收受我的钱物，而且还生了气。他只得将原物原款寄回。他委婉地传达了同龄人的话：全国像我这样的老汉有千千万万，全国的庄稼人更多，他能给每个人这些东西，这些钱吗？他现在在北京任上，担负那样的重任，只要把庄稼人搁存心上,这比金子银子都贵重！

不知什么时候，我把这柄手杖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前……

（有删改）

文身的原初意义：中华古礼的原型

文身是我国东夷南蛮百越的古俗，东夷南蛮进入华夏，其原来的文身与古礼和风俗的关联已在五帝时代与华夏的融和中渐渐消失。而百越之地的吴在殷商末年，越在春秋末年仍以文身为俗。《墨子·公孟》曰“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这里“剪发文身”是用来治国的，不仅仅是风俗，而且是礼。墨子讲越国的“剪发文身”，是与齐桓公用“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晋文公用“大布之衣，群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楚庄王的“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相比较的。这时，东面的齐，南面的楚都进入到以衣冠为礼的阶段，而只有在越，仍是剪发文身。越国的“剪发文身”之礼，能与春秋时代的齐、晋、楚三国之礼并行且与之一样达到“其国治”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在于越国之礼虽然外在形式不同于三国，但在内在核心上却与之相同。从内在核心上讲，“剪发文身”这一源远流长的古礼，具有与其它古礼一样的三大共同点。

第一，文身图案与氏族的根本观念紧密相关。身之所文的，是类似于图腾理论所讲的图腾。既是氏族部落之祖先，又是氏族成员的保护神。《史记·周本纪》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害。”文身关系到百越诸族的根本观念。

第二，文身具有百越诸族的成人礼的作用。《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越人劗发。”这是从冠笄之礼的角度讲中原地区与百越地区的不同。冠笄之礼是中原诸族的成人礼。男子成年行冠札，头上戴冠，以冠束发。女子成年行笄，用笄束发。百越诸族则是剪断头发而形成符合越礼的发式。中原成年之礼，不仅是冠笄，还有相应的服饰，同样百越的成人之礼，不仅要断发，还要拔牙、漆齿、文身。百越诸族成人礼中的文身，意味着将人的自然之躯，按社会、仪式、观念的要求加以改变，显示了自然人向社会（氏族、文化）人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只有文，人才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才标志作为社会（氏族）人的完成。

第三，文身作为礼的重要功能是对人的等级差别进行外观感性上标识。《墨子》讲的越王用“剪发文身”之礼以“治其国”，越礼与华夏之礼一样，其重要功能就是对人进行等级区分。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黎族规定奴婢不得纹面：“惟婢获则不刺面。”《礼记·乐记》讲，“礼”的最大功能在“别”（区分）。《荀子·礼论》讲了“别”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如果说，文身作为一种古礼，最初是

平等性的图腾观念，然后有从生理上对人进行分类的成年礼，社会的再进一步演化，就会提升到别贵贱的等级标志。从越王的剪发文身而使越国大治看来，文身已经演进到别贵贱的功能了。

文，这种在身体上刻缕图像的行为，使自然之人变成社会之人和文化之人。文身是在仪式（原始古礼）中进行的。是仪式使文身具有了神圣性，同时文身之人在仪式中获得的神圣使之成为仪式的核心。

正是文身古礼内蕴着与后来精致化中华之礼同质的三大功能，“文”才最后演进成为中华之礼和中华之美的核心。

（摘选自《新华文摘》刊文，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