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在甲骨上一笔一画郑重地刻下字迹，它未被时光磨蚀，反在世界记忆中安放。2017年10月30日，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文明中共同的记忆。

虽然“上下五千年”对我们来说是常识，但在百年前世界并未对中国投以同样的敬意，因为缺乏文字史料，外国史学家在历数人类文明时，将中国当作了古文明中的小字辈，认为中国文明从周朝起算。而为《封神演义》提供不朽灵感的商朝，在外国人看来不过是神话传说一类，不足为信，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的购药，发现一味中药“龙骨”上有刻画的痕迹，似乎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字。经过研究，他认为这种文字来自商朝。因这种文字记载于龟甲和兽骨之上，便命名为“甲骨文”，中华一时为之震动。通过对”龙骨”的追索，中国考古学家认定在河南安阳附近必定有殷商遗址留存。1928年，中国开始发掘殷墟，除甲骨之外，还出土了铜器、陶器、骨器。在历次的挖掘研究中，逐渐得出了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结论。从此以后，商朝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不容置疑的真实历史。通过甲骨文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承认向前是延伸了5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后仅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王懿荣先服毒后投井以殉国。一百多年前，甲骨文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却没有使中华文明逃几乎被摧毁的厄运。一百多年后，现在的中华文明已经不是坚船利炮能摧毁的了。

文明的起源，承载于一片片甲骨之上。在甲骨文中，我们能看到祖先们的思维方式，从甲骨文上的记载能了解医学、祭祀、科技、生产生活、社会制度。这些事关文明起源、传统由来、文化特质的细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知道，哪些东西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哪些东西被摒弃，从而发现中华民族文明的品格，发现文明何以从中原腹地向四周扩散，发现为何在五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之巅。看起来有些笨拙的甲骨文，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开端，像一个小火苗，在历史中摇曳，同时又在薪火相传。无论字形如何变化，火种没有变，文字的根基没有变。因为，祖祖辈辈传递的不只是文字，更是文字上承载着的经验、智慧、历史和责任。

(摘编自《唯一被解密的世界最古老文字在中国》)

①纪元前后，世界有两个中心：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阿富汗境内），在那里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此后的希腊化时代，从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亚历山大亚里（在埃及的尼罗河口）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世界，一个世纪以后，在东方，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建成了一个政治文化一体化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中间，横亘看从小兴安岭到喜马拉雅山脉的一系列隆起的大山，像一道由雪峰和高山组成的天然屏障，只有一些险隘的山口，维持着两个世界间微弱的交通。中华国由秦入汉后，开始向西北扩张，一直扩张到中亚。于是，两个世界中心——长安和罗马，借助丝绸之路开始了频繁的交流沟通。此后就是漫长的20个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能在旧址上重建，而中华帝国则由秦汉、隋唐、宋元，一直到明清，其间虽有阶段性的分裂动乱，但广土众民、天下一统、思想一贯，则是现实中的常态。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20个世纪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

②如果说秦汉帝国只是当时世界的两个中心之一，那么后来的盛世大唐则是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衰败以后，再也没有复原，而秦汉帝国的遗产被完整地继承下来。经过近四个世纪的战乱之后，隋唐重新统一了中华，在秦汉帝国的版图上重建了一个胡汉混血的世界帝国。长安再次成为世界之都。于是，四邻番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波斯的流亡贵族、大食的商人教士、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和睦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吐蕃的马匹，阿拉伯的鸵鸟，天竺的孔雀，波斯的铜器，爪哇的犀牛，高丽的贡纸，井然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相安礼拜。作为帝国之都的长安，有世界胸怀与气象。

③大唐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文治武功的影响，西到印度，东及朝鲜、日本。西北的大山被翻越，征战、和亲、贡纳，贸易将大唐文明远播到吐蕃与波斯。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由中国而朝鲜、日本，由越南而南洋诸岛，华夏文化圈到唐代基本形成。公元第一个千年，整个东亚东南亚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国家与民族、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共同的价值基础。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一个代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

（摘编自彭艳华《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光明日报》2017年07月08日）

①“爱”是儒墨两家措意最深的话题之一，它把罕言乃至不言“爱”的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同儒家、墨家区别开来，也把言“爱”心曲不尽相合的儒墨两家区别开来。孔子由“仁”说“爱”，“爱”只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以“兼爱”为其学说的主导取向。而“兼”以“爱”之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从墨子与孔子在“爱”上的这一微妙差异，大致可窥见儒墨两种教化何以终究会各趋一途。

②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清末民初以后的学人多以“兼爱”之所爱不分亲疏厚薄而赞许墨家，并以此贬责主张“亲亲”而爱有差等的儒家。立足于平等对“兼爱”和“亲亲”做褒贬之判，这 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中已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如此认同“兼爱”而厌弃“亲亲”，却在更大程度上出于人们对平等和爱的关系的误解。平等属于权利范畴，它只在权利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值得人们肯定的价值；爱是一种情感，由衷的“爱”原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单就爱的情 愫尚应向更广博处推扩而言，墨子的“兼爱”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在从“爱人”的一角度上指点他所谓的“仁”时，却也未尝不曾教诲人们“泛爱众”。“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偏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连着“亲亲”的根蒂；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固然显 出爱的差等来。然而，却正是对爱的差等的认可表明了儒家比墨家更懂得作为一种情而不是作为一种理的“爱”。

③《礼记礼运》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由“情”说“爱”，意味着“爱”在先秦儒者 这里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对“情”的反省可使人悟出一种“理”，但“情”并不直接就是“理”。墨子以“兼爱”立论，无论他出于怎样好的动机，事实上在他这样做时却是把“情”作为“理”来推证或辩说了。“爱”在儒家学说中从不曾像墨家著述中那样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 “爱”既然终是被儒者视为一种“情”，而情的可贵又首先在于它必是出于自然而非强制，那么，它在儒家这里便永远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而决不至于被直接以理相称。

④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 交相利，必得赏”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 “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之“爱”相称的话，那么，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自律”之“爱”——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 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辨”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有删节）